一、问题与资料 八七会议后，湖南成为中共中央实行武装暴动的重点区域。暴动中，中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存在两条探索路径：一方面，湖南党组织摒弃中央在“反机会主义”与“左”倾情绪影响下制定的激进暴动计划，结合自身实际，将革命重心适时从长沙引入乡村与边缘地区，并更加重视武装力量的组织与建设；另一方面，毛泽东、朱德与贺龙在城市暴动受挫后敏锐分辨敌我形势，将暴动余部移至敌人力量薄弱地区，促成地方革命形势高涨。二者形成原因、发展脉络、主导角色不同，却分途并进、殊途同归，共同朝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①迈进，为中共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出重大贡献。以湖南革命中的两条探索路径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地方革命史研究，对理解中共在湖南的革命实践，乃至中共土地革命早期行为抉择与政策演进都颇为有益。 就目前研究而言，以湖南为对象考察中共暴动策略及其演进过程，仍存在突破空间。 其一，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土地革命初期中共武装暴动方针在不同省区的传达与落实过程，但相关研究多聚焦浙江、陕西、江西、河南等相对边缘地区，对暴动中心湖南缺乏足够关注。② 其二，有学者关注到八七会议后中共策略的艰难转变过程，但研究各有侧重。例如，何志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设废为切入点，展现中共暴动由城市向乡村的动态转变过程，但研究主要聚焦长江局之组织建构，对中共的策略转变过程涉及不多。其研究也止于第一届长江局，未能关注新军阀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政策转变，亦未能以地方视角关注地方自主性对中共革命道路形成所发挥的推动作用。③翁有为的研究虽动态展现了毛泽东及其部队从接受湖南省委领导到创建根据地省委的革命过程，研究视角却随毛泽东转移，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湖南省委后续的暴动实践，对白区党组织探索中共革命道路的作用与价值体现不够充分。④ 其三，以金冲及、任伟为代表的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多面性、复杂性进行论述。这些研究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推动了学界对中共革命实践的认知。但是，包括中共湖南省委在内的白区党组织策略由“依赖城市”向“扎根乡村”的“转移”过程仍然存有值得细究的空间。⑤ 事实上，作为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湖南党组织不仅在中央政策调适与自主抉择下开始转变革命策略，相关实践更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的革命活动相结合，二者共同塑造了湖南革命道路的内在特征。本文拟对中共中央、湖南省革命历史文件及地方革命史资料进行比对、互证与分析，展示中共暴动政策在湖南的践行与演进过程，揭示湖南革命中分途同归的两条探索路径，以阐明中共革命道路的形成，主要是中央战略引导与地方自主探索良性互动下的产物。 二、国共分裂前后湖南革命暴动的激进化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咽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便在两湖开展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随着革命重心北移，两湖地区成为继广东之后的政略中心，备受中共中央关注。⑥作为中共武装暴动重点省份，湖南党组织获得中央政策倾斜的同时，相较于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党组织，承担了更多责任与压力。 国共分裂前，湖南党组织受到中共中央“联合战线”政策影响，对革命之残酷性、长时性缺乏认识，多有为巩固与国民党之统一战线而抛弃阶级诉求之举。例如，中共湖南区委曾直言国民革命时期地方党组织应极力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待民主会议召开，通过民主方式解决问题，对贫农争取乡村政权行为疏于引导。⑦此做法致使地方党员与民众斗争心态涣散，部分地区土豪、军阀势力反扑。为纠正失误，湖南区委转而提出“从争斗中去建设‘民主的新湖南’”。⑧但直至1927年7月，湖南省委斗争总策略仍是“坚决的留在国民党内奋斗”。⑨这为中共中央日后在湖南党组织中实行激进的“反机会主义”埋下伏笔。 马日事变后，为应对日益紧张的时局，中共中央重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为书记，委托其起草暴动大纲，并指示湖南党组织“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⑩同时，中央任命夏曦、毛泽东、郭亮组织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酝酿、组织暴动。国民党公开反共后，“联合战线”政策宣告破灭，中共中央转而实行“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11)1927年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举行秋收暴动。为加强湖南党组织领导能力，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湖南指挥暴动事务。会议还批评了党内过去“看轻湘省暴动”倾向，不再视秋收暴动为南昌暴动之“响应”，湖南革命在中共革命布局中获得更加突出的地位。(12)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湖南革命的政策指示走上了激进化道路。为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审查近期党组织所犯之“机会主义”错误。(13)湖南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所采取的举措也被视为右倾，成为中央在湖南开展“反机会主义”的导火索。由于反右倾过程中未能注意防“左”倾，八七会议助长了城市暴动与工人罢工的盲目倾向，将暴动成败与“机会主义”错误简单勾连，中共中央对湖南党组织指导由此走上激进道路。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央通过“反机会主义”方式向湖南党组织施加压力，在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断要求其暴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设置中央派出机构，向湖南委派中央领导人，以此方式强化对湖南党组织的指导，以确保其不偏离中央既定政策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