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以下简称LPP）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语教育学作为交叉学科，以外语教育实践为出发点，以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各维度之间普遍联系，共同构成了外语教育学这一整体。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各级政府、社会、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等都会发挥其能动性，而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又受国际关系、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发展、教学实践、教育目的、教育技术等多维度的影响。在学科基础上，语言学是根本，但它又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作为外语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交叉学科研究。陈平（2021）探讨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四种主要方式，分别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和超学科。超学科研究一是范围更广，难以纳入现有学科研究范式，二是不仅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相关学科，其组织结构和运作特点也比其他学科复杂得多。在后疫情时代，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具有超学科的性质，从早期的计算机辅助外语教育到基于网络和资源的外语教学、学习和评估，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等，这些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宏观或微观的语言政策研究，需要外语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又反作用于外语教育政策，使其不断修补、完善。因此，从超学科属性研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不同因素的影响，采取能反映这一复杂关系的新研究视角。 能动性与客观世界（agency and structure）是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热点视角之一。外语教育政策是能动性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外语教育实践中，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互相关联，进而影响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修补、实施和效果评价。在外语教育学框架下，如何解读外语教育政策的能动性？外语教育政策与外语教育理论和实践又是什么关系？本文将在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视角下，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2.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研究视角 2.1 研究背景 2021年，《语言规划中的当前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刊出专刊对能动性和客观世界进行了探讨，表明这一问题已经引起LPP学界极大关注。能动性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不同的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能动性一般指个体影响语境而不仅仅是对语境有所反应（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从LPP角度而言，能动性被理解为在政策环境内，政策被不同的行动者解释和诠释，而不是简单地、不加批判地执行。而客观世界包括社会中群体和个体的关系、行为和机构规范的持久模型、意识形态和认知框架，这些因素制约着社会中的行动（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能动性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Johnson & Ricento（2013）认为客观世界和能动性之间需要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认为两者之间，能动性起着基础作用。如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接受者、评价者，如政府、学校、社区、教师、学生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LPP研究涉及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领域，从广义上说，就是从宏观、微观视角研究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政策法律文本、话语实践、政策制定过程、实施策略、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等不同方面。Johnson（2013）将LPP的活动分为创建、解释、应用和示例四个部分。上述四个阶段包括的要素有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实施者、解释者、评估者等，都涉及能动性及其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Ricento（2000）将LPP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去殖民化、结构主义与实用主义时期，第二个是现代化失败、批评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接触时期，第三个是新世界秩序、后现代主义与语言人权时期。在第一时期，新兴独立国家纷纷确定本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涉及问题包括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语言教育等，其语言行为多是政府采取行动去解决语言问题，而对语言政策行动者的能动性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在第二时期，LPP研究者更关注从批评的视角去研究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特别是不同的机构行动者是如何来实施语言政策的，关注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一时期对能动性的关注同第一时期一样，但更多地从批评视角出发，如在一定的语境下，压迫通过语言来实施，而能动性被看作是对压迫的反抗（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在第三时期，语言政策被看作一种话语实践，蕴含着意识形态，LPP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学者们也因此关注LPP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维度（Kaplan & Baldauf 1997）。宏观维度指传统的LPP研究中的政府实施者，微观维度指地方社区，而中观维度指政府和地方社区之间（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传统的LPP研究通常关注政策文本本身，如语言法、语言政策文本，而当前LPP研究的范围更广，更关注语言政策制定的过程，特别是关注不同语境中的行动者，如学校、学生、教师、商业领域、移民社区、教堂、体育社团、城市、家庭等，详见Liddicoat & Taylor-Leech（2020）的述评。有鉴于此，能动性与客观世界体现了语言政策研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当前LPP研究中受到关注，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政策研究中的诸多实际问题。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立即在语言文字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当时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客观世界影响下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什么形式、怎样具体实施体现出了制定者们的能动性。最初研制的是四种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但是没有得到代表们的认可。后来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受命研制拉丁字母形式草案，并于1956年向全国公开征求意见。经过激烈讨论和修改，最终颁布的方案选择了拉丁字母形式（王理嘉2009）。这是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结果。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涉及以往问题、现实挑战和未来目标，与能动性理论中的三个要素相吻合。赵守辉（2021）认为，国际LPP领域近一二十年对规划者及其能动性的重视标示着该学科研究范式或理念的一个根本转化，从实践层面到思辨层面再上升到理论层面，这是一次从现代到后现代的革命性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