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1-0121-14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经历嬗变期。青年人以其热情和对新事物的敏感，更切近地体会和推动着当年发生的那些变化。多年来，关于这一时期的讲述，较多集中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这也确实是那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与观念的变化相对应，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变化，由于细微琐碎，虽不大为人所注意，却也和观念文化一样，处于迅速变化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变化或许有其更为基础的意义。当年，青年恽代英的日记真切地记下了这些变化的点点滴滴，从中可以窥探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在时代潮头的青年人的生活嬗变轨迹。 一、卫生和清洁 新文化和新生活，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关于20世纪初新文化的引入和创造，论者通常会从思想文化层面展开，这自有其充分的根据。不过，如果仔细检视20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期的种种表现，或可发现，新生活也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变革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更基础的部分。 对于什么是新生活，那个年代的人们认识不尽一致。胡适曾总结道： 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过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地过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 诸位，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搽那么多的脂粉?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花子?为什么娶媳妇也要用那么多叫花子?为什么骂人要骂他的爹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试办一两天，你就会觉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① 胡适说的新生活，是凡事问个为什么的生活，是弄懂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明白自己生活目标的生活。这实际是要求自己对自己负责，是要确立个体的自我意识的生活。胡适的解释是从正面立论，朱谦之则从否定“现在的生活”的角度，阐释什么是应有的新生活：“现在的生活是限制的，不是自由的，是组织的不是个性的，是差别的不是平等的。换句话说，现生活只是要压制具体的事物，在‘名’的底下。反之新生活只是‘实’的自觉，将名根本推翻了。”② 无论胡适还是朱谦之，说的都是偏重于精神层面的新生活，这是思想者赋予生活的意义。更多普通人内心中的新生活则立足于生活日常，以当时流行的文明生活作为新生活的同义词。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舆论场中的文明，指向的是代表物质丰富、政治社会进步、德性发达的理想中的西方文明。当时有人注意到，文明包括两方面：“一则有形之文明，其意义为物质之进步与政治社会之完美；一则无形之文明，其意义为国民德性之发达，而有形文明实以无形文明为基础。”③这里讲的有形层面的文明，就是落实到人们生活日常的新生活。与新文化运动时强调精神变革不完全一样，更早时期的人们在面对世界时，直观感受到的是生活世界的差异，自然而然地会有基础层面的生活变革的要求。有论者曾说，“凡所谓民权宪法，皆为浮光掠影之虚谈，而不足为馈民之粮，起沉疴之药饵”，希望“全国民应尽绝从事政治之心，而专心致志以营生业不可”④。当然，更多人还是像恽代英这样，把引进“最近精神物质两方面之新发明”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906年，《大公报》一则关于北京的报道称：“文明发点于东城，而迄于西隅。迩来西城一带，随处皆有维新之气象，而尤以西城根一道，为文明膨胀力之最大者。计有愿学堂、湘学堂、八旗蒙小学堂、北洋第一小学堂，又新建之山左学堂，及华商电灯公司、北洋第一工场、又有顺天时报社及西口外之宣明阅报社，一荒芜之胡同，而有学堂、工场、公司、报社八九处，洵为可惊之文明现象。”⑥学堂、工场、公司、报社，即为文明之象征，这很能代表那个时代人们对文明的认知。正如陈旭麓所言：“来自西方的商品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⑦ 新生活包含极广，时人所谓新生活，最能落实到现实中的是清洁卫生。清洁卫生影响人的生活环境，攸关人的健康，传统中国人的洒扫庭除其实就是对清洁卫生要求的本能回应。近代“细菌”概念引入后，清洁卫生更得到空前重视。较之其他的新生活要求，清洁卫生门槛和成本较低，可以说人人得而行之，因此也占据了新生活的头号舆论高地。 中国舆论场中的卫生观念，有一个旧词新用的过程。传统意义上的“卫生”意指“养生”，旨在养护个体生命。近代意义上的“卫生”则一般指社会和个人为增进人体健康，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前近代的“卫生”主要指涉个人的调养行为，强调个人通过静心、节欲等方式有效地调节、养护身体以实现养生之道。近代的“卫生”则不再仅限于个人私事，而是“关涉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公共事务，需要借助社会和国家的力量来加以管理”，谋求“改造外在环境以使之更为适合人的健康需要”，因此近代“卫生”概念更强调人的主动性及对外部环境的改造⑧。这就是当时人讲的“文明之国，无不注重于卫生，而清洁实为卫生之本源。以是之故，清洁事宜，皆以包括于卫生行政之中，而非可放任私人听其消长”⑨。 除清洁外，合理的、有节制的生活也是时人所理解的卫生的一部分，这比较符合中国传统观念关于卫生的理解。比如，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陈范予，当同伴活动后出现晕眩时，他的评论是：“饭后即行，未免有碍卫生……致血液之环循【循环】不匀。”⑩恽代英读过时人撰写的《卫生勉学法》一书后向朋友推荐道：“此书之有益，非漫然溜阅之，乃一日定阅少许，细加研究，施用自身。其有疑义，互相剖析，其有不可行者，可依其精义而变通之。余决于午饭后不阅报而谈话或闲步，即以此而改也。”(11)这本书所讲的卫生，就包括合理运用精力，不浪费，不过度。 卫生清洁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在于其覆盖面，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关涉卫生清洁。20世纪10年代，有人从卫生角度对中国的房屋建筑作出很长的议论：“吾国房屋建筑之不合式，不仅足以费财伤生，竟可以养成一种懦弱的自私的性格，演成四千年来种种之不良结果……吾国旧式房屋，尚形式而不讲卫生，尚虚荣而不能实用。无论对于社会，对于个性，均有百弊而无一利，又易养成大家庭之趋势。”具体而言，“吾国房屋建筑，向重排列式，其中等以上之住屋，更形丑秽。居于其中，几同牢狱。往往一入门墙，不得见门外之事物……况既尚排列式，则窗户必少，而于采取光线，调换空气等，反弃而不讲，其害实难以言喻”。文章从卫生、经济、趣味三要素出发，提出六点改进办法：“大门与客室(或曰书室)必须接近，一也。儿童室与浴室必须设置，二也。卧室与衣室必须有别，三也。厨房、厕所必须位于西南，四也。前后左右必须有一处之园圃，五也。窗户必须多设，六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