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发往南京的“丑俭”电中，将事件的矛头直指中共。以此为肇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方面一直以其炮制出的“中共煽惑”说，作为对事件的定性。①尽管二二八事件起因复杂，但不可能由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和领导，“中共煽惑”之说严重偏离事实，黄彰健等两岸学者对此早有研究。②然而，既有研究多侧重于讨论中共在台地下组织发动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尚不足以回答陈仪为何会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诿过中共等问题。 在二二八事件研究当中，“两重性”是一个常见的解释框架。③有研究发现，二二八事件中“地方领袖的自我认定是一回事，公署与国府的感受与反应又是另一回事”。④或可由此引申出，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背景亦存在着某种“两重性”，即：事件的发生有其背景，当局对事件的认定和处置则另有背景，两重背景及所致结果间的偏差，不但影响着事件在当时的走向，更成为如今诸般历史纠葛的根源。无论是“丑俭”电的诿过中共，还是后来形成的“中共煽惑”说，都没有离开国民党当局对事件主观认识的范畴。因此，对相应认识背景之还原，重要性不亚于对二二八事件本身背景的探讨。 本文主要利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所藏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等史料，尝试从台省军政当局对涉共“情报”的接受和反应层面，探析陈仪“丑俭”电的认知背景，希望在对相关讨论稍有补充的同时，也为考察二二八事件及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提供新的角度。 一、“丑俭”电与“中共煽惑”之成说 本文要讨论的“丑俭”电，指的是1947年2月28日深夜23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汇报事态的电报⑤，“丑俭”为当天的代日韵目。该电的主要内容为： “丑蒸”府机手启电奉悉。台省防范共党，素未松懈。惟近因由日遣回台侨由[与]本地流氓受“奸匪”煽动，感日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俭午更形猖獗，捣毁机关，纵火焚烧，沿途伤害外省籍人员。职为维持治安起见，于俭日宣布临时戒严，必要时自当遵令权宜处置。除以“丑俭”一未总战电呈报备案外，谨复请鉴核。⑥ “丑俭”电发出时，由台北缉烟血案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正持续发酵、蔓延全岛，而身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仪也于当日下午宣布戒严，岛内形势一时间波谲云诡。按理说在此情境下，台省军政当局势必难以快速理清事件的头绪，遑论给事件定性。然而，于“丑俭”电内，陈仪却一反常理，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将事件归结为由日遣返台侨、本地流氓受到“奸匪”煽动后的聚众暴动，对专卖局查禁私烟这一直接导致事件的原因，反倒一笔带过。 对于陈仪的反常表现，若简单以后见之明忖度，很容易归因于其欲借嫁祸中共给自己脱罪的主观恶意。但如果考虑到陈仪的人格特质，便会发现此论实有难以说通之处。首先，陈仪并非毫无担当的庸愦官僚。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回忆，陈仪对二二八事件感到十分痛心，几欲承担全部责任，“在离任的最后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历史正是一部失败史，听众为之凄然”。⑦其次，陈仪也不是顽固的反共分子，甚至最后还因帮助中国共产党而付出生命。为中共争取陈仪的郑文蔚，曾在民革领导人朱蕴山面前盛赞陈仪，称其“一廉洁、二爱国、三私德很好”，是“为一般国民党军政大员所难以企及的”。⑧浙大校长竺可桢对陈仪亦极具好感，1949年陈仪因替中共策反汤恩伯事败而遭解除浙江省主席一职，在他黯然离杭之际，竺不但亲往相送，还在日记中写下“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量”的评价。⑨前述归因还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丑俭”电的性质。 “丑俭”电的抬头显示，其非专门起草用来向南京报告事态的电报，而是一封给蒋介石的复电。查在“丑俭”电之前，陈仪和蒋介石之间便有过一番函电往来。1947年1月11日，时年65岁的陈仪致信蒋介石，请求蒋依照宪法和《军官停年例》的规定批准其退役，“解除军职，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兼职选人继任”，至于继任的人选，陈仪则推荐了自己视为心腹的汤恩伯、李良荣二人。⑩陈仪请求解除军职并荐人继任之内情，目前仍不甚清楚(11)，但这封信至少说明，当时他在处理台省军务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月后，陈仪的请辞遭到了蒋介石拒绝。2月10日，蒋以自己手拟的“丑蒸”电答复陈仪，其正文为：“台省军务主管并不变更，故继任人选亦不必拟议。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12)“丑蒸”电仅在首句简单回复陈仪的请求，随即话锋一转，提醒陈仪“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嘱其“严加防制”。可见在蒋介石眼里，比起变更台省军务主管，“防共”才是彼时陈仪更应该注意的事；而且正是出于“防共”的需要，台湾的军政一元体制才不能轻易变更。“丑俭”电开头的“丑蒸”府机手启电，说的正是这封电报。 在发出时间上，“丑俭”电和“丑蒸”电相隔18天，由此间隔或可看出，陈仪接到蒋介石的“防共”指示后似未感到意外，甚至若非二二八事件的突然发生，他恐怕难有回电之想法，故“丑蒸”电当不是首封向陈仪透露中共力量进入台湾的电报。而“丑俭”电首向蒋介石强调“台省防范共党，素未松懈”，也可佐证台北与南京之间，已就台省“防共”达成了一定共识。这样看来，“丑俭”电引祸水于中共，很可能非陈仪单方面刻意为之，而更像是他基于与南京当局的共识而做出的直接判断。正因如此，陈仪才会选择用回复“丑蒸”电的方式，向蒋介石报告二二八事件之发生；而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则产生了陈仪“疏忽无智”的怨叹。(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