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2-0144-(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2.016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中央做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建设的三线决策，掀起自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移民大潮。至1980年，共计约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背井离乡支援建设，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①关于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学界已有研究，但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对于职工反应如何仅是简而述之。②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并非一蹴而就，抛开过程谈动员，易陷入有政策无反馈的线性叙事陷阱。时昱从国家叙事与青年选择两个角度探讨三线建设动员问题，对本文具有启示意义。③除青年工人群体外，内迁职工中还有其他年龄段人员，他们职务、经历、家庭、性格等各异，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有着各自的考量。因此，从整体角度考察内迁职工心态与行为选择仍有很大探讨空间。 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开启后，职工心态与行为开始变化，并对工厂动员方式产生影响。但由于人们的心态比较隐蔽且模糊，难以通过计量史学方法精确统计，研究者需要借助能够反映时人心态的史料，通过移情的方法，置身于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本文综合使用地方档案、企业档案、亲历者访谈资料、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力求捕捉三线建设动员下职工的复杂心态，主要以上海支援三线建设为考察对象，探讨内迁工厂如何具体动员及其成效。 一、三线建设动员下的职工心态 当时，国家号召内迁职工应当充分认识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以及支内对加快内地建设、建立战略后方、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干劲投入三线建设；同时，竭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对参加三线建设人员严格把控，设有“六不准”的选拔规定。④而职工对三线建设的态度往往被“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语所简单概括。但是，当我们仔细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会发现历史远比想象中复杂、鲜活。 大致而言，职工对三线建设的心态可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服从。部分职工怀抱对毛主席的崇高敬仰、对国家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完全服从国家安排的支援三线建设。如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建设的某工，新中国成立前在日商纱厂做工，备受欺侮，对毛主席建立新中国怀有感恩之情，她坚决服从安排，称：“毛主席讲支内，我就要去支内。只要毛主席号召我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毛主席年纪这么大，还为建设三线这样操心，还处处为我们工人阶级着想。我应当以实际行动使毛主席放心。”⑤王增和丈夫先后赴上海小三线后方瑞金医院工作，据她回忆，丈夫是听从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指示去的。⑥通过比对诸多三线职工回忆文章，可以发现有类似心态者不在少数。正如已有研究所言，“让毛主席睡个好觉”与“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三线建设时期流传最深、最广的政治动员口号，被受访者们反复提及。⑦原本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被内化为职工群体应当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服从，还体现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后，不计较个人得失、“没多想”的坦然心态。如原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北京第761厂工作的蒋泽汉，1966年支援陕西三线建设，他称当时人把这种安排看成是国家的需要，较少考虑个人利益。⑧另外，前述王增说：“我们那时候根本没说要去几年，去就去了，和插队落户一样，没想过回来。”⑨原上海光学仪器厂装配车间工艺员李连诚，1965年的某日清晨突然接到通知，要求下午上火车出发，目的地未知。据其妻子回忆，李连诚此次出差“并没多想”。⑩原在杭州发动机厂工作的韩阿泉，1965年得知自己需内迁重庆时，“顾虑并不多”。(11) 第二，积极主动。有部分职工主动提出支援三线建设。这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又可细分为追求革命理想、个人生活考虑两种类型。 关于前者，在当时的工作报告中体现最多。例如，相关档案显示：上海支援福建小三线某炉工患有头昏病，且刚动过手术，群众讨论认为他应留沪安排轻便工作，但他数次反映自己身体已有好转，希望举家内迁干革命。(12)某青年工人曾立下誓言：“干革命不讲条件，为人民就是理由，毫无顾虑打起背包打天下，立志做一个红色的接班人。”(13)这种革命热情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如杭州发动机厂孙叶潮本可以留下来，但他向厂长表态：“尽管我现在身体不好，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也要为三线建设尽一份力。”1965年，他内迁重庆新建机械厂。(14)还有，南京军区复员军人陈鹤良，属于支援贵阳三线建设中的一员，据他讲述：“后来，团部保密干事给我写信说，当时你要说家里有困难，是可以不去的。可我们这批82名退伍军人谁都没说有困难，两个机动名额就作废了。”(15)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工厂为向国家和上级组织表决心，或鼓动全厂职工积极支内，往往会在工作报告或动员报告中有意突出动员成效，塑造先进事迹，宣扬革命精神。这种现象在官方档案中比比皆是，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一定距离，研究者应当理性看待。 关于后者，主要体现在有夫妻分居问题的职工身上。当时国家为稳定职工情绪，鼓励并创造条件让他们举家内迁。(16)如原在上海柴油机厂工作的王世铭，爱人在天津工作，1971年两人一道支援四川三线建设。他直言：“我们当时支内其实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17)另据上海市卫生局在安徽包建的后方卫生工作组干部蒋征讲述，当时很多人想去小三线，其中一个原因是可以解决在外地分居的家属户口、工作问题。(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