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9.1；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3)03-0075-13 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调查研究”是一个常见常用却很少得到深究的概念。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政治传统和制度化的工作方法，形成于革命时期，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之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调查研究的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调查研究史料考证和运用、调查研究文本解读等方面，对其概念本身的探讨尚付阙如。社会实践中的概念从来不是抽象的语词，而是内含着一种社会历史形塑机制。这种社会历史形塑机制，通过社会历史辩证法塑造着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毋庸置疑，通过历史溯源来理解一个概念是一种有益的做法。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需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换言之，要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首先需要弄清楚它在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起源和形塑问题。在根本性前提的意义上，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的起源和形塑问题是否得到科学解答，直接关系着我们能否为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筑造一个相对稳固的理论地基。 “调查研究”作为固定词，最早出现在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而“调查研究”的意涵，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在中共革命语境中有两种不同的概念解释类型。第一种是把调查研究当作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继承五四运动前后知识青年关于“新村”想象①而开展调查研究的传统，即调查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观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通常与“统计”“调查统计”等相同，仅有工具属性，未必有特定的政治意涵；第二种是把调查研究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活动，与马克思主义观念体系相契合，塑造着政党结构和政党文化，为政党及其成员提供行动导向和实践知识，是政党及其成员需要遵守的革命理念和行动指南，具有价值导向和政治性特点。上述两种类型的概念解释，源于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所内含的工具性与价值性(政治性)的不同视角。虽然这种工具与价值二分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概念的内在张力，但却无法让我们从动态性和整体性意义上准确把握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概念——调查研究这一概念是如何进入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它在中共革命语境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它被赋予了怎样的特定政治意涵?它又是如何塑造政党结构和政党文化，并成为中共党员普遍行动规范的?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概念史角度，即概念的社会历史形塑视角来重新探究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概念，以期通过揭示概念的社会历史缘起、演变、形塑来深入探究中共革命语境中调查研究的总体意涵，进而为理解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调查研究概念奠定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概念还是历史发展的表征，考察调查研究概念的形塑，还可以理解中共革命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形成，进而揭示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 一、方法与道路：调查研究概念的初始形塑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调查”通常是“调”与“查”分开使用。“调”具有“计算”“算度”等意，如《汉书·晁错传》：“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颜师古注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②再如《资治通鉴·齐纪十》：“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调而已。”③“查”则有“考察”“查究”“稽考”之意，如明代焦竑在《焦氏笔乘·公移字》中将“查”字释为“音义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义”。④与此相似，《正字通·木部》将“查”字释为“俗以查为考察义，官司文移曰查”。⑤虽然中国古代“调”与“查”分开使用，但其意涵与现代“调查”意涵较为相似。而且作为人类一项社会活动，调查古已有之，是统治者掌握国情、实现统治的重要方法和工具。 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是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口、财政、安全治理等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西方现代社会调查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并被当作“国家科学”。⑥晚清时期，为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现代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也把社会调查、调查统计等现代技术方法引入进来，并使其与中国政治改良、社会改造等相结合，开启了调查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之路。⑦虽然不同政治思潮竞相涌现、不同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但是内含进步意识的现代社会调查和以调查统计为基础的社会改造理论却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社会调查实践此起彼伏，“调查”也定型为固定词，成为“俗言”得到普及。1915年编辑、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在引用上述颜师古对“调”的释义后附言“今俗言调度、调查亦此意”。 五四运动后，改造社会的呼声日渐强烈，社会调查成为知识青年的普遍自觉。毛泽东等人开始注重通过调查来研究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但“尚未得到适当之解决”且影响进步的各种“事或理”、各种问题。⑧为此，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中国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⑨李大钊等人则通过创办中国财政经济学会，“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此后，以人力车夫、手工艺者、工人、农村与农民以及自杀等社会现象为主的调查活动，成为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了解社会情况和实现社会改造的重要方法与道路。⑩ 如果说晚清以降知识青年在追求社会改造中形塑了“调查”，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重塑了“调查”的意涵。即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吸收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方法，更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理解和开展调查活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调查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调查的区别所在。而这一立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调查研究”中的“研究”上，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规律等。马克思从实践哲学高度对调查研究作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解释，赋予了调查方法论以革命性变革。在他看来，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1)实践是观察、思考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调查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实践范畴，是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也是将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机制。在革命实践中，“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12)革命政党亦是如此。为此，要通过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3)也就是说，调查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步骤。革命政党基于革命实践需要，对革命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革命政策，开展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