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介融合的数字时代，文艺作品从创作、流通、接受到再生产的全过程都呈现出大众化、互动性与即时性等特征。根据《2015美国新媒体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数字媒介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P”，即“个人化、移动化、参与性与弥漫性”(Personal，Portable，Participatory，Pervasive)。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①相应地，数字时代的文艺批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融媒体的信息交互性使得自由批评、多元表达成为当下文艺批评的常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进入了“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批评生态之中。但是，这种“狂欢式”批评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文艺批评的“圈层化”痼疾。 实际上，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圈层化”的本质是批评话语生成逻辑的异化，它体现了当前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的混乱。由此，文艺批评要么成为超验性的“审美乌托邦”，要么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流量杠杆”，要么成为粉丝们“圈地自娱”的情绪宣泄。每个圈层都编辑了一套只有圈内人才能破译的“批评密码”，各圈层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并由此造成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有限性融通和公共批评的丧失。因此，如何加强理论、评论、文本之间的多元互动，平衡各圈层之间的关系，促进批评的有效融通便成为当下加强文艺评论建设的关键问题，也是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作用的题中之义。 基于此，本文从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茧房”效应出发，着力探讨批评生态“圈层化”的问题表征及其内在本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阐释性批评与现象学批评的反思，倡导一种直面文本与社会真实、尊重历史与当下感知、融合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的“新感受力批评”，并以此作为解决数字时代文艺批评“圈层化”困境的突破口。 一、“茧房”效应：当下文艺批评的生态表征 目前大量新媒体微平台和互联网群组的建立，拉开了数字时代文艺批评的序幕。海量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理论话语上的“去中心化”和对话语霸权的消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任何人都可以对“异己性”的话语批评进行质疑和解构。每个“圈”“群”的存在，都体现了自由、公平、友爱的嵌入型社会结构，并成为观测当下文化走向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人人都是批评家”，那么批评的边界又在哪里？况且“网络上(线上)的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线下)的公平”②。数字技术与消费文化的合流，使得“狂欢式”的批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圈层化”与“分流化”现实。 其实，在“前数字时代”也存在用于区隔不同群体的“圈层”，但是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程度的限制，当时的社会圈层关系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以区域为基础的“地缘圈”、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友圈”、以工作关系为基础的“事业圈”等。而随着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拓展，在互联网世界涌现出了更加多样化和大范围的圈层互动。因此，本文所谓的“圈层化”，主要是指“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③。以趣缘为纽带的同质化个体借助数字技术的东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群体”，并成为今天人们网络化生存的真实写照。以“95后”为主要对象的圈层文化营销平台“天猫青年实验室”就充分借助了商业资本和全球顶级数字娱乐IP的双重力量，打造了一系列以“二次元圈”“国风圈”“电竞圈”“模玩圈”“硬核科技圈”等为典型圈层的“天猫无限派对”。这些“Z世代”的亚文化圈层有着超强的活跃度和极强的影响力，也成为各种新物种和新关系孕育的成长地。“圈层化”批评成为很多人在网络空间中探寻人类联系的新机制。“网络空间是圈层文化兴起的‘趣缘空间’，这种趣缘空间具有了‘部族’或‘新部族’的特征，代表着当代社会关系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以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趣味为中心。相应地，网络文艺批评的方式也日趋圈层化、多元化。”④因此，“隔圈如隔山”“说了你也不懂”“懂了你也不听”“听了你也不做”成为很多网络批评群体“圈层化”的形象表述。当我们将“不懂勿犯”视为网络时代“圈层化”交往的基本礼仪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网络评论经常出现“非黑即白”的对立与争吵了。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生态圈，也改变了当前文艺批评的生态场域。在数字“圈层化”背后的生成机制中，商品、资本、消费以及流量等因素其实发挥着比批评话语本身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圈层化”不仅是网络空间交往的一大趋势，也是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主要表征。 实际上，数字时代文艺作品的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趣味”判断，同时又夹杂着商业资本的运作，由此导致批评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如果说，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是人群之间“区隔”的重要标志，并影响了其阶层的“趣味”与个体“习性”的话，那么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种“区隔”更多是与技术媒介和网络文化的“趣缘空间”紧密相连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多元化，使得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由于个体多重身份的叠加，网络空间中的评论话题更加多样化、程度也日益深化，并呈现出越来越细碎化和“蜂群化”的发展趋势。每个“蜂群”通过划定特定的网络空间进行信息与观点的分享，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吸引更多人加入群体，并形成笼罩整个群体的价值观念。表面看不同群体在各行其道、百家争鸣，但其内部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大相径庭。这就是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即在看似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我们往往“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⑤。不同的圈子文化通过信息流的方式被不断灌输给圈层内的每一个个体，在这种持续性的接受过程中，个体会在“茧房”效应的作用下不知不觉地建构起一种信息的自我过滤和自我保护屏障，并在延绵不绝的同质化信息流的轰炸下，形成一种特定的圈层化的认知偏见。而当某个群体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某一种程式化生活中时，便同时意味着它失去了接触和认识其他差异事物的机会，沉浸在自己的“圈层文化”之中。数字媒介平台的交互性使得文艺批评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批评场域，文艺批评的“圈层化”依然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