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经典、正典与美典

      历经数千年演进，中华文化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体系的话语，但近代以来，西方的观念及其名词、概念也对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促生了不少古今中西交织混杂的关键词、概念史。今天，对这些名词、概念及其背后的观念进行清理和分疏，有利于我们揭示它们在理解、评价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利弊得失。所谓“经典”，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是需要清理和分疏的名词、概念之一。古代文学经典指的是产生了较长期的影响、发挥了较大社会文化及审美功用的那部分文学作品，这是没有疑义的。但细绎之下，中国古代既有符合儒学正统意识形态与美学要求的诗文“正典”，也有以语言之美见长的诗文“美典”；而在正统诗文以外，还存在着属于广义文学的子、史作品，属于通俗文学的词曲、小说作品，它们也往往因为文学性突出而被奉为经典。因此，厘清“经典”“正典”“美典”等名词、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既回返传统脉络对中国文学的特点作恰当的恢复与还原，又立足当下现实对传统文学作恰切的现代接引与转换，自也十分必要。

      一、经典、正典、美典的区分

      “经典”是古代固有名词，《文心雕龙·辨骚》认为《离骚》有“异乎经典”之处，①但这里的“经典”与古代文化对此词的一般运用一样专指“六经”，并不与“文学”连用构成“文学经典”一词。另一方面，《文心雕龙·序志》又云：“唯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枝条”，没有“文学经典”之名，不等于没有其实。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悠久历史一贯性，体现在文学方面则是历代文人对典范的高度向往、尊崇与遵循。他们坚持在文体形式、题材内容、情思模式、品质标准等方面以古代典范为准则，即使是文学必不可少的创新，也期望是在“师古”和“通变”基础上的推进和变化。因此，如果说通过对作家或作品的不断尊奉、摹仿和解释使之成为典范，并以之为母体孕育出新的典范，这是“经典”的基本意涵之一，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经典意识十分显著、贯彻始终的历史。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今观昔人所选，虽互有得失，至其尽善极美，则所谓凤凰芝草，人人皆以为瑞，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②所以，虽然“经典”一词在古代有其专指，但用来讨论古代文学也自有其适用性和必要性。

      由于古代文学的悠久历史与特有脉络，如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意识形态，“文学”一词所包括的较广泛内涵与应用范围，古代对于文学经典的界定与要求，往往体现着独有的性质与特点。以“经典”这一名词、概念涵括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元实践，犹有难中肯綮之虞；受西方当代经典研究理论启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研究经典的传世性、可重读性等，也还需要深掘古代文学固有的民族特性。《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定义：“‘文学经典’是被认做第一流或优秀的文学作品，因而可作为标准，充当典范或被摹仿。”③但何谓第一流？何谓优秀？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探索路径与答案。如中国古代文学往往从“正”与“妙”的差异、依存标准出发评价作家、作品，就是值得注意的经典批评的路径与特点之一。《诗》《骚》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班固批评《离骚》中的一些神话传说太过妄诞，“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但也肯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④《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离骚》既有“同于《风》《雅》”的一面，也有“异乎经典”的一面。刘勰最后将“正”与“奇”对举，与班固所谓“明智”与“妙才”一脉相承。通过诗、骚对比，班固、刘勰都认为诗之“正”(“明智”)高于骚之“妙”(“奇”)，同时承认和肯定骚的经典价值。后世的批评延续了这一标准。据《环溪诗话》记载：“环溪从兄常从容谓：古今诗人既多，各是其是，何者为正？环溪云：‘若论诗之妙，则好者固多；若论诗之正，则古今惟有三人。所谓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韩愈是也。’”⑤《溪诗话》论李白、杜甫：“历考(李白)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⑥对特定诗人如李白的看法容有差异，但所持的标准都是“正”(可施廊庙)与“妙”(文章豪逸)。对文章的评价也同样如此。

      因此，古代文学经典还要做深入细致的分辨：哪些是“正”的经典？哪些是“妙”的经典？哪些是“正”“妙”以外的其他经典？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从当代经典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中获得启示。我们注意到，Classic的汉译有译成“古典”的，也有译成“经典”的，Canon有译成“经典”的，也有译成“正典”的。汉学家高友工则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典”概念。这些名词、概念及其背后的观念如何对译、理解才妥当姑置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正典”“美典”可以与“经典”一起别开概念空间，用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典范的特殊性：“正典”“美典”分别相当于班固、刘勰以来所谓“正”与“妙”的作家或作品，而“经典”是更高一级的概念，“正典”“美典”是其下的细分。“经典”也可以是“正典”“美典”的平行概念，指除正典、美典之外的其他经典。

      二、文学经典的早期社会文化基因

      文学经典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发展，早期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更为古代文学经典种下了基因。而结合“作者”“文(学)”等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也反映出文学经典的形成路径及正典、美典等的初始区分。

      首先是“作者”。根据早期文献的传承与诠释，孔子之前，是尧舜等凝成的“圣王”之统，如《文心雕龙·原道》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这指的是从伏羲开始，中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的圣人、贤臣，他们前“创”后“述”，其实都是“作者”。孔子继承往圣，开创儒学，更代表着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文化之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⑦圣人诠释天地之道，则“道”为“作者”，圣人为“述者”，后人诠释圣人之意，则圣人为“作者”，诠释者为“述者”。⑧所以，在儒经及其诠释传统里，如孔颖达所云：“凡言‘作’者，皆本其事之所由。”⑨凡有所作皆有特定的背景与目的，强调作者的主体创造性及有为而发的创作初衷与效果。

      孔子等圣人作者之后，诸子兴起。战国时期孟子、庄子等纷然登场，皆学有专门，各有宗旨。直至两汉、魏晋，仍然作者间出，子家余风不泯。而随着经、子异流，作为“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⑩的历史也与“经”脱离，从《战国策》到《史记》《汉书》等，这些史籍的著者也与子家一起，旨无旁出，成一家之言，可称为子史传统的作者。

      《文心雕龙·才略》云：“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刘勰举屈原、乐毅、范雎、李斯等为例，认为他们凭借楚辞、报书、奏章等作品及纵横列国的口才，“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11)战国时代与任武相对的“文士”，范围广泛，其技能包括了辩说之才；扬雄、班固即使被视为“文世”的代表，也还是广义的文章著述之士。魏晋以后，曹丕、曹植、萧统、萧子显等人所谓“作者”，沈约、萧统所谓“辞人才子”，实际上是异名同指，钟嵘在《诗品序》里更将“辞人作者”连类并称，皆指专注于华美的诗赋及“篇翰”、具有特殊甚至天赋才情的“才士”。他们连同著述之文士一起，可称为文章传统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