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以下统称“早期形式主义”①)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一种独特的文学理论体系也随之萌发、成长。这种理论聚焦诗歌语言，以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辨析其质性，追求文学艺术作品的自律，并迅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研究者在对其进行贬斥或褒扬时，似乎都忽略了“诗歌语言”并非20世纪的新生儿，早在启蒙时代，维柯、赫尔德等人就已经用它来反对自17世纪至启蒙时代盛极一时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同样为人忽视的是，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在《诗学的任务》一文中也曾提到赫尔德。这是否暗示我们，早期形式主义者是维柯、赫尔德等人的追随者？他们所追求的自律仍然要求文学承担某种外在于它的作用？ 早期形式主义者没有放弃他们的先驱赋予诗歌语言的丰富内涵与责任，但在现代的阐释和对近乎孤立的自律的追寻中，这种丰富性无可奈何地失落了。造成如此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现代研究者不认为早期形式主义仍然处于维柯和赫尔德等人开创的“巨链”中，而是俄国、捷克两地的学者与索绪尔语言学偶然相遇的美好产物。但这无法回答，为什么是这些学者而不是那些学者，何以在此时此刻而不是彼时彼刻邂逅索绪尔语言学？本文试图重新勾连这条早期形式主义栖身其中的思想脉络，辨析和恢复诗歌语言本有的内涵。这也意味着，本文不再将早期形式主义者和他们构造的诗歌语言视作遗世独立，而是试图发掘他们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一面。 一、笛卡尔的时代 和浪漫主义之后言必称诗的世界不同，欧洲的17世纪末是个“无诗”的时代：“人们不再理解什么是诗，也听不到真正的诗；过往那种诗情洋溢时仿佛有股神的气息穿过心头的感觉，现在也再没人能体会到了。”②诗人依然写诗，游客依然有游记，但都只是为了呈现几何学精神无与伦比的魅力。这是机械论世界图景最鲜活的表象之一，也是笛卡尔对古人进行诊治的后果。笛卡尔认为，诗人缺少研究的方法，脑子混乱至极，他们的作诗法令人嗤之以鼻，“那些拥有最愉悦人的奇思妙喻并且有能力用最华丽美妙的语言来表达它们的人，就是最好的诗人，即使他们根本不懂作诗法”③。无疑，笛卡尔把矛头对准了欧洲的古老根基。自(前)荷马时代以降，古老的欧洲一直以诗和诗教为基础，这一基础正遭遇笛卡尔掀起的全面战争，节节败退且危如累卵。基础的转变意味着，“无诗”不是简单的文艺事件，而是构造世界的方式的转变，是欧洲从“古”到“今”的转变。 古今之争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自然科学一脉相承，它们的“发展都有助于瓦解已经统治了两千年的世界观。它们削弱了亚里士多德、盖伦和托勒密的权威，促使学者和自然哲学家寻找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为其世界知识提供基础”④。古今之争的激进之处在于，它明确要求在新的自然科学和古人的智慧间分出优劣。从最显明的意义上说，是厚今派取得了胜利，我们所推崇的、构造了现代世界的启蒙哲人，就是厚今派在18世纪的继承人。笛卡尔是这一时势的弄潮儿，他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次对宇宙作了完备的说明，并为当时许多最为紧迫的问题提供了似乎令人满意的答案”⑤。这样的成就使一种打上笛卡尔烙印的机械论世界图景悄然成型⑥，它的最典型之处就在于以数学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自然。 笛卡尔面对的是新教改革之后日益崩溃的基督教普遍世界，他的哲学要为知识和美德重新寻找确定的基础。在《谈谈方法》开篇，他意味深长地说：“单有好的心灵还不够的，主要的事情是正确地使用它。”⑦其言下之意是，古代人的运用有明显缺陷。按照笛卡尔的构想，自然是完美的，“在一般的意义上，由自然这个词我理解的不是别的而是上帝本身，或者是由上帝所建立的受造物的体系”⑧。但古人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凭借的感觉和意志破坏了真实且完美的自然。笛卡尔“把古代异教学者的道德教化文章比作建基于泥沙之上的豪华富丽宫殿”⑨，它没有坚实的基础，唯有数学才能克服这些缺陷。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数学的推崇，“只有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既纯粹而又单纯，绝对不会误信经验已经证明不确实的东西，只有算术和几何完完全全是用理性演绎而得的结论”⑩。在追求真理的漫长旅途中，人类必须排除那些或然的知识，只去相信那些无可置疑的事物。 笛卡尔构想了一门普遍科学，名之以“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它能解释与秩序、度量有关的一切(11)。这一理想最终并没有实现，在笛卡尔之后，莱布尼茨、牛顿等人改变了科学发展的方向。但不能因此断言笛卡尔失败了，数学分析的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毫无疑问地成为理性典范。近代思想承认，分析是数学思维的基本。得益于“基本”这一属性，它得以扩展出数学的界限。整个18世纪竭尽全力地确立和巩固这种思维方式，并试图证明，只要把几何精神理解为纯分析精神，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将它应用于任何特殊领域(12)。正如笛卡尔把度量、秩序解释为普遍数学的对象那样，分析思维的拓展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和体系。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这一新体系把世界秩序还原为数学和力学的关系，看上去没有为感觉、经验、伦理、意志等留下明显的空间。与之相应，人和其他一切生命体，与机器似乎没有区别。 这使笛卡尔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如果外部世界被解释为纯粹物理现象并完全异于心灵世界，那么它和心灵世界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物理世界又如何生发出一个正确的心灵世界？笛卡尔对自然的重新解释是为了获得良知、美德和美好生活，但他奇妙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对生活世界的放弃。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甚至认为：“新科学所创造的世界将被证明只是一种虚构，并不比一件艺术品更能声言真理。这种虚构不会赋予我们支配世界的力量。然而，笛卡儿在《方法谈》中寻求并承诺的恰恰是这种力量。”(13)这使后人，比如休谟和维柯，不得不以人的经验为出发点重新解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