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理查德·罗蒂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概念为中心，展开对西方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之一种思路的考察。文化批评，顾名思义是对文化的批评，但文化本身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所以文化批评更像是一种活动，而非某一学科①。罗蒂将文化批评视为一架由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等组成的旋转木马②，把它界定为“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讨论”③。文森特·里奇指出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几点区别：不仅关注经典文学，更关注非规范、非审美的器物、现象和话语；在传统的分析方法如文本注释和历史背景研究等之外，还经常使用文化批判和制度分析等方法；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罗兰·巴特、德里达和福柯等人的理论得到广泛运用④。虽然有此区分，里奇仍然认为文化批评不能脱离文学批评，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罗蒂认为文化批评本该是文学批评。理查德·沃林认为，文化批评的欧陆思想来源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虽然互有争议，却都对北美的思想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⑤。罗蒂对这三个思潮以及英美人文主义批评的资源都有吸收，并以新实用主义的理念加以重构，得出结论说，文化批评一如文学理论，就是当代形态的哲学⑥。哲学系不会将此种哲学视为正统，却不妨碍它在文学系大行其道，罗蒂本人也是推手之一。但是罗蒂并不希望文学系变成新的哲学系，他认为当代文化已经从哲学文化转向文学文化，与其思考如何让哲学更新换代，不如放下对哲学的执着。 “文学文化”一词并非罗蒂独创，而是英美人文学界的常用词。就外延来说，它很少专指被称为“创造性”或“想象力”的写作，而是纳入特定社会中与写作和阅读相关的所有内容，包括出版、评论和研究，也包括文学节、文学奖等当前流行的文化形式，这与文化批评恰成对应⑦。在此基础上，罗蒂赋予该词以独特的内涵，这直接影响了他对文化批评的理解。本文将以文学文化与文化批评的关系为焦点，对罗蒂文化批评的核心理念进行探讨：以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争为线索，首先梳理罗蒂本人对文学文化的描述，进而探讨此一描述的思想资源与问题关涉，在此过程中同时展开文化批评的政治向度和诗学向度。有关“后哲学的文化批评如何可能”的追问，始终与“文学文化如何可能”的追问相互拉动，构成本文论说的基本策略。 一、斯诺的挑战与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 罗蒂之所以关注“文学文化”一词⑧，是由于受到英国作家斯诺的刺激⑨，后者在题为“两种文化”的演讲(1959)中，将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对立起来。斯诺宣称，在东方世界迅速崛起之际，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却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非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远见，对自己的同胞特别无动于衷”，而且，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意识”，文学知识分子不关心永恒有效的知识，倒是渴望“将艺术和思想局限于存在的瞬间”⑩。斯诺期望未来西方社会能够教育出更多具有良好思维能力的人，“他们不会对艺术和科学中的形象经验一无所知，也不会无视应用科学的贡献，无视大多数人类同胞可以拯救的苦难，无视那些一旦他们意识到就不能再置之不顾的责任”(11)。 斯诺的讲座貌似公平，却被广泛认为是对文学知识分子的攻击，因为在他的描述中，文学知识分子更关注自身而非社会，想得太多而做得太少，这比科学家不太思考人生终极意义、缺少艺术修养的过错要大得多(12)。斯诺讲座引发的论争数十年不绝如缕，包括F.R.利维斯在内的众多名人参与其中。罗蒂也多次回应了相关讨论，他的观察是，虽然哲学被归入文学文化，但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想成为科学，分析哲学家自认为应该同物理学家而不是文学教授站在一起。分析哲学家与大陆哲学家的关系恰似科学知识分子与文学知识分子的关系：前者抱怨文学院系中的“非理性主义”，后者认为分析哲学家的论著缺乏“人的意义”；前者主张“科学方法的应用”是人类自由的最大希望，后者(如福柯、海德格尔等)认为“科学方法”概念只是隐藏虚无主义时代残酷和绝望的面具(13)。罗蒂同时指出，哲学与物理学之所以相互敌视，是因为它们存在竞争关系：一直存在一种物理学嫉妒(physics-envy)，那些觉得自己学术性不够“硬”的学科会嫉妒物理学，因为后者常被认为是唯一可靠的科学；同时又存在一种哲学嫉妒，那些觉得自己学术性够“硬”的学科会嫉妒哲学，它们认为自己理当取代哲学的基础地位(14)。 以上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在共时性的逻辑中发生，但罗蒂还另有一种历时性的三阶段论。他认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知识分子的进步经历了三个阶段：他们首先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救赎，然后是从哲学，而现在是从文学。通过上帝救赎是要与至高无上的非人类的人物建立关系，通过哲学救赎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复兴，是要获得一套可以代表万事万物真实存在的规律的信仰(15)。哲学救赎的时代也是科学救赎的时代，在笛卡尔、洛克和康德这些哲学家进行写作的时代，文化的世俗化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而逐渐形成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哲学教授，都接受了黑格尔的理念，认为哲学的功能是通过解释过去而改变未来，而非提供有关人、自然或者真之内在本质的理论。虽然仍有哲学家坚持科学主义路线，如罗素开启了分析哲学，胡塞尔开启了现象学，但很快都陷入困境，直到晚期维特根斯坦及其后继者将哲学带回黑格尔的轨道(16)。到了20世纪初，哲学与科学相互造就的关系难以为继，科学家们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分隔开，哲学也与文化的其他领域分离，哲学那种“批判”和“奠基”的工作不再被需要和重视(17)。很显然，这是“两种文化”分离的关键所在。20世纪成为文学文化的时代，但这个文学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对立面，而是哲学文化的接替者。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教士和哲学家的位置，成为青年一代求取救赎的新导师(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