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026-(2022)06-192-14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的八十年里，《讲话》不断地被研究者所阐释探究。八十年来，《讲话》经历了由整风文献、文艺政策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的转变，研究大致经历了学习宣讲、异化教条、质疑反思、理性阐释、拓展深化五个阶段，围绕七大热点，出现四次研究热潮，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延续趋同，也有新维度的拓展。全面梳理八十年来《讲话》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整体把握《讲话》研究总体概貌，而且对于深入《讲话》研究具有一定启示。 一、八十年来《讲话》研究史略述 从《讲话》发表至今的八十年里，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社会历史的变迁推动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也因社会思想氛围不同而迥异。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抗战的历史语境中，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之后被确定为整风文献在全党学习，权威性由此确立。因此，40年代的《讲话》研究，核心是学习宣讲《讲话》精神。丁玲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艾思奇的《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刘白羽的《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论文艺的人民性与大众化》等一系列文章，从文艺创作的立场态度、文艺大众化、普及与提高、文艺的人民性等方面宣讲《讲话》精神，虽然其中不乏作家们表明自己文艺创作立场态度的宣言意味，但却是最早阐释《讲话》精神的文献，对后来的《讲话》研究颇具价值。其中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文将《讲话》视为“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1]。此文把《讲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等人的文艺理论视为一体，从而将《讲话》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中，成为《讲话》研究中的奠基之作，不仅对《讲话》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奠定了之后《讲话》研究阐释的理论基调，成为后来研究阐释的理论资源。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讲话》作为唯一的文艺指导思想，成为“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2]，《讲话》研究阐释转向了如何贯彻《讲话》中“文艺的工农兵方向”[3]的思考，基本上延续着40年代经典化、权威化的理论基调。但到了5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讲话》阐释逐步被纳入到“反右”斗争政治话语体系之中，被视为具有“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4]的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是“向文艺战线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战斗”[5]的武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将《讲话》阐释推向异化教条的极端，《讲话》成为“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战斗纲领”[6]，阐释充斥着浓郁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气息，政治生态的异化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异化，从而造成了《讲话》研究学术话语的萎缩与研究文献的贫乏。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讲话》研究获得了理论依据，进入到反思质疑的阶段。1981年，胡乔木在中宣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带来了《讲话》研究的巨大转变。一方面，《讲话》研究开启了“去政治化”模式，极力反思清算“文革”政治话语，研究者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重估《讲话》价值，主张“科学地评价《讲话》，研究《讲话》”[8]。并以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为契机，研究者重新思考《讲话》所论及的文艺党性原则、作家世界观与作品思想倾向性，暴露或歌颂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文艺问题，并致力于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接受、艺术典型、艺术真实、革命现实主义等方面阐释《讲话》文本。不仅期刊文献数量激增，也产生了王燎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李准、丁振诲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张居华的《思考与寻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新探》等以《讲话》为核心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著，掀起了80年代《讲话》研究的热潮。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及西方理论话语资源的涌入，新的文学观念、方法的冲击，研究反思中又生发出质疑的声音，否认《讲话》的历史价值与意义，《讲话》被视为文艺领域“左倾”思想的理论根源。但这种质疑声音很快遭到了诸多研究者的反驳，掀起《讲话》研究史上少有的论争，进一步助推了《讲话》研究。与此同时，有关《讲话》的回忆性史料也逐渐被披露出来，为《讲话》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文献，这些成果共同建构了80年代《讲话》研究的繁荣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