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对此，报告明确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①把人民至上置于六个“必须坚持”的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也是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应该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不仅应该在具体的理论研究和批评中努力贯彻与实践人民至上的观点，而且还要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深化对文艺人民性的理论认识，拓展其理论蕴含，以人民性为核心，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新形态。 一、从人民性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质属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不是仅仅从治国理政的需要角度提出人民至上的观念，而是将其提升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上来。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②这一论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来源、内容、价值和功能，为我们从人民性维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质属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人民性是发端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种进步思想和文艺观念。伴随着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伟大作用的认识，当时，欧洲各国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文学艺术家和批评家，如德国的赫尔德、法国的雨果、匈牙利的裴多菲、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尤其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都在这一新兴文艺观念的滥觞中发出新的声音。雨果曾经写道：“文学这位姑娘需要的是人民文学……人民，就是人。”裴多菲也明确宣称：“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别林斯基更是认为“‘人民性’在政治生活和在文学里都是一件大事”，提出了“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的观点，强调要在文学中“看到人民的使命”，人民的文学源泉要出自“人民的世界观”。③文艺人民性思想强调文艺应该表达人民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和利益，并以此作为评判文艺价值的重要尺度和基本标准，促进了文艺与人民大众的精神联系，为当时的欧洲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风气，引领了新的创作潮流。1844年，恩格斯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正像《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小说写作的风格发生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先前这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被歧视的阶级，而构成小说主题的，则是这些人的遭遇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这一类新的小说著作家，如乔治·桑、欧仁·苏和博兹，确实是时代的标志。”④恩格斯对欧洲文坛的这一新变化显然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 受欧洲文坛新风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开始投入社会与文化批判活动时，就接受并初步形成了人民性思想，以此为武器，对德国官方种种压制人民、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和行为进行思想斗争。1839年11月，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求民间故事书以丰富而健康的内容，对人民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激发他们的斗争勇气和对祖国的热爱。⑤19世纪40年代初期，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时，马克思提出并阐述了出版物的自由在于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观点。他写道：“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基于自由报刊与人民精神的这种联系，马克思甚至认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⑥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指出“‘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⑦。由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和恩格斯上述对于欧洲小说创作领域发生的新变化的肯定可以见出，文艺人民性观点此时已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深深扎下了根。此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走向成熟，人民是历史创造活动主体的思想得到科学的确认和阐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容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一时期，他们最初主要关注文艺创作和受剥削受压迫的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关联，以此与官方的、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控制相对抗。随着无产阶级一步步走上欧洲革命的历史舞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问题的关注焦点逐渐转向文艺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使命的关系。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推动现代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因此他们既应该在文艺表现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也应该在文艺创作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关于前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不应像“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卡尔·倍克那样只是描写和歌颂那些怀有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穷人”“小人物”，而应该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反映和歌颂他们对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对恢复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关于后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工人阶级精神生活的进步给予极大关注，对工人自发创作和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作品给予大力扶持，并殷切期望19世纪的革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⑧。马克思恩格斯曾撰文对主张“为人民歌唱——为工人歌唱”的英国宪章运动的杰出领袖和诗人艾·琼斯、英国工人诗人爱德华·波·米德、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诗歌创作给予高度赞扬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