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在海内外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界引发巨大反响的论述，“抒情传统论”一般被公认为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的提出。这一阶段以1950-1960年代陈世骧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抒情性”的一系列文章为先声，以1971年陈世骧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比较文学组的发言《中国的抒情传统》为正式提出标志。 二是高友工与“抒情传统论”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拓展。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1978年返回台湾大学讲学，带来“抒情传统”“抒情诗”“抒情精神”等一系列概念，这一股“高友工旋风”使“抒情传统论”在台湾地区蓬勃兴起，柯庆明、吕正惠、蔡英俊、张淑香、郑毓瑜等学者均有相关论述。 三是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被加入”。身处美国的李欧梵于1980年收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文章并结集为The Lyrical and the Epic(通译为《抒情与史诗》)一书，到了2005-2006年，黄锦树和王德威先后直接将普实克组织进“抒情传统”谱系中。 四是中国大陆的传播与谱系追认。经由王德威的北大授课、王德威和陈国球的相关著作和编著，从2010年起，“抒情传统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地区得到反复热议的学术话题，在此基础上，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宗白华、林庚、宇文所安等作家和学者也被追认到“抒情传统”谱系之中。 在大量关于“抒情传统论”的现有研究中，以上这一看似先后相继、层层展开的历史过程常被认定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仔细辨认，则会发现其中有着两组值得追问的问题。一是普实克的角色问题。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的英文版出版于1980年，但所收录的文章却诞生于1950-1960年代，其中与中国文学的“抒情性”问题关系最大、也是最常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征引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在1956年已写成。相较于陈世骧被视为“抒情传统论”之“先声”的《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1958)、《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1958)、《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1)、《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1969)等论文，普实克的论述更早一些。普实克为什么要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除此文之外，普实克《抒情与史诗》一书中的其他文章很少在“抒情传统论”中得到引用，但这些文章依然与“抒情”问题有关。普实克的其他文章对于“抒情”持何种态度？普实克与夏志清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名论争常被认为与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立场对立相涉，那么，普实克关于“抒情”的论述是否也与此有关联？最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阐释普夏之争时，研究者们常将普实克塑造为一个固守意识形态教条的刻板人物，而在阐释“抒情传统论”时，研究者却往往对普实克的政治背景一笔带过乃至避而不谈，甚至视之为个人主义的有力支持者？二是台湾地区的地域性问题。高友工的演讲为什么会在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学界引发“旋风”？台湾地区的“抒情传统论”以《诗经》《离骚》等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往往使人忽略其中台湾地区这一特殊场域的因素。“中国文学”对于1970年代的台湾地区具体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台湾地区至今仍是“抒情传统论”的重镇？为什么1970年代从台湾地区走出的学者王德威对“抒情传统论”情有独钟？ 以上两组问题，都在召唤着研究者对“抒情传统论”的发展过程展开更为历史化的细部考察。今天的“抒情传统论”已经越出早期的古典文学艺术论域，广泛地被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研究，也正因此，“抒情”与“史诗”这组对立项不再指涉着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而是成为“个人”与“集体”、“内部”与“外部”的代称，进而成为“非政治”与“政治”的转喻。关于“抒情”的讨论，总是倾向于挖掘出“集体史诗中的个人声音”，偏于强调其中远离社会政治的面向。但对于“抒情传统论”的历史化考察将提醒我们：自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抒情传统”便并非一个与政治无关的观念，而恰恰处于现实政治博弈的漩涡之中，是特定政治立场与心态的承载者。 “抒情”问题与冷战背景下的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大陆文学研究界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影响较大的文章有三篇，且它们常被放置在三个不同的细分领域中展开讨论。按写作时间顺序，其一是1956年在巴黎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宣读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该文一般被认为与“抒情传统论”较具对话性，学界最重视的是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源自中国古典抒情文学的观点。其二是1962年在汉学期刊《通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该文几乎只出现在文学史方面的讨论中，普实克与夏志清被视为“文学科学”和“文学批评”两种文学史观持论者的代表。其三是1967年参加密歇根第十七届东方学家论坛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该文因较早地关注鲁迅早期文言小说《怀旧》而被划归鲁迅研究界。与那种以语言(白话文的兴起)或思想(新文化运动)来界定现代文学的发生的做法相比，通过聚焦“文学结构”的变化，普实克将作为文言小说、写作于1911年的《怀旧》视为“现代文学的先声”。此文将“现代性”的关注重点放置在文学形式的“内部”，于1980年代被译介至中国大陆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兴起的“内部研究”趋势相呼应，由此也开启了关于鲁迅短篇小说形式研究的热潮。这三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十多年，看起来论述重点各异，不过，如果仔细考察则能发现，它们均与普实克“抒情”观念的形成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三文观点的转变，折射出普实克在1950-1960年代的思想变迁，更与彼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政治中所处的特殊位置有着直接关联。 先来看诞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普实克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具有抒情性、主观性，而民间文学具有叙事性、客观性。不过，该文重点并非“抒情性”与“史诗性”的对立，而在于提出中国现代的“内生”性质。文章指出，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与古代中国的文人文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封建秩序在清代陷入危机，导致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随之而来的观念变革，此前地位不高的白话小说成为新文学的主要形式，并为新文学带来了叙事传统。由此，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从思想到形式都与本土古典资源有直接联系，进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始于明朝，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部的力量，渊源也完全是中国的。欧洲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即使没有外来的因素，它也终将实现同样的目标”。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