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作为语言修辞场域特定的意义装置，辞格不仅成为组织语言、提升其表意效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成为判定语言修辞身份及其内涵的显性标识，多数时候对语言修辞属性的界定是从辞格装置开始的。肯尼斯·伯克的新修辞学释解了修辞意指的语言专属，使得图像符号进入修辞学的观察领域成为可能。图像修辞的审美实践在验证新修辞学理论效度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对W.J.T.米歇尔“图像转向”作为“后语言学、后符号学重新发现”①潜在逻辑的一种回应。当然，无论是新修辞学实践对象的拓展或是罗兰·巴特、都兰德师徒对图像修辞的语义定位，并不意味着图像修辞身份的确认乃至比肩语言修辞内涵的必然，那种对图像修辞意指的个案发掘仅能佐证图像修辞实践的浅表形态与局部效应，图像修辞学理体系的确立更是依赖于深层修辞范式的考察与验证。按照美国修辞学家索亚·福兹的理解，参照语言修辞的视觉演绎是图像修辞理论建构的有效路径②，这意味着参照语言修辞展开辞格装置的视觉演绎乃至构建图像叙事的辞格谱系或为可能，而这一辞格范式的构建不仅是对图像修辞理论合法性的深度确证，其形构的图像符号深度意指的结构装置无疑更为抵近加拿大符号学者德尼西言下那个“驻扎在图像符号深层的一个‘修辞结构’”。③可以说，在现代视觉语境中，作为现代视觉研究的一种“内视”形态，对图像叙事辞格范式的考察无疑强化了图像符号作为主流表征话语攀越语言符号的叙事效应，它在深入透视图像叙事现代逻辑的同时也增强了语图互动的亲缘色彩。 一、辞格装置的修辞学定位及其对标图像修辞之可能 作为“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④，修辞意指的语义内涵经历过一个由形而上向形而下转化的过程。在作为西方修辞学肇源地的古希腊，修辞作为与论辩术对应的艺术样式，一度属于论辩术与伦理学范畴。出于论辩的需要，“劝服”成为修辞学的核心意旨，而与论辩相关的对听者行为以及情感的控制同样成为修辞学关注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为了实现“劝服”效应，一切着眼“劝服”的巧妙言说遂为可行，即便这一“言说”与真理相悖，这也解释了柏拉图质疑修辞学的缘由：“人们若想成为高明的修辞术家，丝毫用不着管什么真理、正义或善行，也用不着管什么正义或善行是由于人的天性还是由于他的教育……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把话说得动听。”⑤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关注同样是基于修辞学与真理关系的探讨，其《修辞学》理论主张的出发点也是对柏拉图修辞与真理相悖论的某种纠偏。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修辞学有着通达真理的内在路径，同样可以抵达事实真相。今天看来，无论是柏拉图对修辞学真理意识的质疑抑或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审美效应的坚守，其“致力于赋予修辞学一种更深刻的意义并使之也得到一种哲学证明的任务”⑥是一致的，他们所探讨的与其说是一种说话的技艺，不如说是由这一技艺所呈现的人类生活的哲学方式，故而“通过哲学方式在修辞学的有效性领域与哲学所支配的领域之间建立联系”⑦，从哲学出发来思考修辞问题成为西方传统修辞学的既定内涵。修辞学作为语言表意策略以及技巧的彰显约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之后，拘泥于形上哲学思维的论辩属性开始发生向语言表达技巧与风格的转变，“其范围从演说约缩成为对讲词风格与辞格的研究”⑧，其作为语言表意的风格性征逐渐凸显。如果说之前的修辞关注的是透过言语而透视的思辨意识，那么此时的修辞开始回归语言本体，关注语言表征的策略与风格问题，作为修辞范式的辞格开始进驻修辞学视野。 长久以来，作为语言修辞的显性标志，辞格装置集聚了修辞的核心性征，陈望道先生的“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⑨多数时候是通过辞格实现的，故而对辞格属性的判断成为辨识修辞身份及其内涵的重要方向。不可否认，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到形而下的语言实践的审美供给，修辞作为一种话语“劝服”策略无疑蕴含着诸多的表现手段，不仅语言本身即便是语言表意者的情态、手势、声音都可能介入修辞意指的意义生产。然而相对一般的修辞表征而言，语言本身还蕴含着深层次的潜在意指，而借助特定的辞格范式无疑是呈现这一深层意指的有效策略，它将活跃于语言表意的修辞形态以一种程式化的意义装置固定下来，在跳跃的语言思维中设定了表意的稳定程序，从而使修辞进驻语言表意场域有了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就语言实践而言，辞格应用的历史可追溯到《诗经》《楚辞》等典籍中，而先秦诸家对辞格的应用则更为普遍，“五四”以后随着白话文的普及，辞格的定型化研究逐渐凸显，1923年唐钺的《修辞格》作为我国第一部辞格研究的专著奠定了辞格规范化的基础，其将汉语归为5类27种辞格的划分为后续的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陈望道先生将辞格拓展至38种并辅以理论解读的努力则为汉语辞格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示范。 作为新修辞学释解的表意符号，图像之于修辞学无疑体现出一定的优先效应，其与语言符号的亲缘关系及其作为人类主流的表征范式预示着图像符号同样蕴含着修辞实践的潜在势能。罗兰·巴特与都兰德对图像修辞的认定及其对广告文本的修辞分析在提供图像修辞合法例证的同时也为这一修辞范式的深入考证提供了可能，它悬设了这样一个设想，亦即图像表征体系中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修辞性的意义装置与话语策略？事实上，德尼西曾对此有过回应。在德尼西看来，图像修辞的意义更多源自视觉语言与形式层面的装置系统，亦即生产意义的修辞结构。“视觉修辞的意义并不是存在于图像符号的表层指涉体系中，而是驻扎在图像符号深层的‘修辞结构’之中，也就是隐喻和暗指等修辞形式所激活的一个认知-联想机制之中。”⑩德尼西此处的“深层的‘修辞结构’”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应于传统的辞格装置，亦即符号表意的程式化形态。图像辞格的提出一方面回应了索亚·福兹立足语言研究的学术范式将其演绎于图像文本的倡议，另一方面则在深化视觉叙事研究的前提下将辞格研究列为图像修辞理论考察乃至视觉美学的显性议题。不难想象，与辞格作为语言修辞的典范标识一样，辞格装置同样成为图像修辞实践“何以是”以及“何以为”的重要向度，滞留图像符号表层的修辞演绎所能提供的可能只是这一修辞范式的局部性征与虚幻身影，立足辞格装置的审美考察方能呈现图像修辞的真实镜像与语义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