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22)06-0140-08 DOI：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2.06.019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是学界积极推进的重大命题与时代任务。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实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及话语构建已是当务之急。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及建设需要关注中国问题，盲目跟风或简单套用别人的理论及命题都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也不是理论建设的根本之道。如果说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有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的话，这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条。对此，如何联系当代中国的文论实践进行更为有效的反思与探讨，以利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显然亟待进一步深入展开。本文即结合“后理论”话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引发的相关问题讨论和理论实践做出考察与反思，以期推进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思考。 一、中国文论界对“后理论”话题的解读与讨论 在西方，“后理论”话题的出场是有其知识论语境的，这是其不可与中国问题等而言之的地方。那么，这一话题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又是如何做出解读与讨论的？是否存在误读呢？在此追问之下，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代中国文论界对“后理论”话题做出的相关解读和讨论，然后再做些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考察。 当代中国文论界对“后理论”话题的较早解读与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但这一话题讨论引起广泛关注却是在21世纪初，而且与2003年伊格尔顿《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出版、介绍、翻译及传播直接相关联。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可谓是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声誉的理论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理论”或“理论之后”成为世界理论界的学术关键词正是通过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才最终定格的。伊格尔顿的这一著作甫一问世，就如英国学者戴维·洛奇所指出的，任何在当今“文化战争的学术前沿参与论争”的人都“竖起耳朵”，“欲先睹为快”[2]，似乎表明“后理论”时期的到来已是毋庸置疑的，因而成为学界的“神话”。 这在中国学界也如投石击水，泛起了阵阵涟漪。2004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以“文学理论死了”为题专门开设了相关栏目进行讨论。2004年6月12日至14日，清华大学召开“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参会代表众多且分布广泛，许多在世界理论界享有盛誉的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均名列其中，包括时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译作杰姆逊、詹明信)，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主任林赛·沃特斯，还有《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等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主编等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对话和交流。如此规模的国际研讨会在当时中国学界并不多见，可谓是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举行的类似研讨会中规格、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次”[3]。研讨会也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话题探讨。 这场话题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后理论”是否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或者说消亡，如果不是，其理论走向又将如何？中国文论界围绕“后理论”话题的解读及讨论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对于“后理论”是否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或者说消亡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肯定的态度，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4]；另一种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伊格尔顿并非一般的反对理论，《理论之后》的命意是以振聋发聩的方式警醒人们反思时下的理论及问题[5]，为理论的未来发展找寻出路，“后理论”并非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或者消亡，而是说理论的衰败或者危机。对于其中的原因，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是政治因素，也就是西方社会激进思潮的落幕。这种看法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社会语境中的激进思潮风起云涌，形成了所谓的“理论高峰”时期，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各种政治、文化运动和激进思潮趋于平静，“宏大”的“总体性理论”也捉襟见肘，难掩颓败之势。[6]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尽管理论热的减退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因素，但与上述看法相反，理论热的减退不仅不是因为它对政治的逃避与疏离，反而是由于太过政治化或者泛政治化造成的。这就使文学批评成了履行某种“代言”使命的角色，文学研究完全被文化研究所取代，变成了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7]所谓的“理论”也就与对一部作品本身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导致人们对理论的兴趣“难以为继”[8]，出现了理论的冷落。 对于“理论之后”的理论走向又将如何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包括观点的交锋与论争。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回归文学研究。这种观点指出，20世纪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转折与发展。第一个阶段的转折与发展是由理论取代以往的文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及其研究取向发生了转移，即从作品之内转向作品的外部研究，做出社会政治结构的分析与考察，进而造成对文学文本解读实践的不够重视，以及具体的审美感受与文学体验的搁置，最终俨然成了一种无关文学、无关审美的理论言述。此亦引发了人们向重视文学文本阅读与审美经验的“前理论”回归的冲动，由此构成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之后的转折及其重要方面，并形成了对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需要回归文本细读的传统，二是认为应当在文学研究中注重版本学、历史的、传记的、目录学研究，三是认为应当回归到对于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的研究与读解上来。[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