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3]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命脉与价值源泉，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基底与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成就和民族精神风貌的准绳标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组成部分、方向指引路标和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时代性、突破性、先进性、标识性、总体性表达，没有繁荣强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就没有进步发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一、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根本宗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创建中国化时代化的自主文艺理论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应有图景中的标志性景观。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应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为根本宗旨。 富有自主性、说服力、权威性的文艺理论体系是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及时反映、准确理解、深层凝炼与系统总结，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成熟强大、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外历史都证明了自主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文艺理论是文艺事业独立自信的切实立足点，是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重要原动力，是实现文化强国理想愿景的基础支撑力量。 譬如18、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人创建了浪漫派文艺理论，康德等人构筑了德国古典美学，这是德意志民族自主建立的文艺理论与美学体系，具有浓厚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特点，宣告了德意志文艺不再是法兰西文艺理论的殖民地，属于“民族才智”的结晶而非对既有理论的“模仿”[4]，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了德意志文化取得高度成就，占据了西方文化的核心舞台。19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冈察洛夫等人建立了俄国自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代表了俄国文艺理论的觉醒与发展，推动了俄国现代文化的独立和繁荣，并且为后来苏联革命文化和文艺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而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理论学界构筑了“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两大核心理论，形成了诸如“反映现实”“典型形象”“作家修养”等文论关键词，极具说服力地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5]。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文艺理论开时代风气之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发展、大繁荣”[6]，美学热、文论热席卷全国，熔铸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世纪样态与独特品格，成为中国文化强势进入世界语境现场的重要标志。 因此，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核心意涵、重大任务和重要保障，也是确立当代文论合法性、引领当代文艺前进道路、重拾中华民族文艺自信、提升中国文化精神感召力的必由之路。值此关键时刻，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应当明确坚持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变局观、大世界观、大文化观、大理论观、大实践观，树立新时代的大存在论、大价值论、大方法论，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整体发展格局中进行定位、擘画和实施，提升理论自身的实践品格，系统解答文化强国事业的时代命题，有效提供文化强国事业的智力支持，主动承担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文艺强国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 二、新时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五项基本原则 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情境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是新时代中国化时代化自主文艺理论创建的五项基本原则。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时代的“百花齐放”应当适应从人类到“后人类”(post-human)，从“全新纪”(holocene)到“人类纪”(anthropocene)、“熵纪”(entropocene)和“负人类纪”(neganthropocene)[7]，从纸页印刷时代到网络数字“后印刷”(postprint)[8]时代，从小数据到大数据，从Web2.0到Web3.0，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文本到超文本、赛博文本，从视觉艺术到“沉浸艺术”(art of immersion)[9]，从传统人类艺术到人工智能艺术等众多时代重大转变，反映时代剧变，尊重多元差异、个性发展，允许不同观念、范畴、话语、体系、方法、内容、流派的文艺理论充分发展，更要秉持宏阔的思想格局、崭新的时代精神、进取的创新精神，加强跨文化文艺理论研究，包容不同亚文化文艺理论的深入研究，鼓励不同媒介文艺理论的积极拓展，推动文艺理论与不同学科、不同技术的大胆交叉，倡导生态危机下文艺理论与环境理论、生态理论的深度结合，重视生物科技艺术美学的正确探索，促进文艺理论在新感知、新技术、新媒介、新文科、新生态等不同领域的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