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3)02-028-08 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是毛泽东生平、事业和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而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则是其思想主线和核心问题。我们据此才能把握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的实质内容和重要意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重大的人生转折,既是他的革命生涯和伟大事业的壮丽前奏,也是他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人生起点和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围绕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的基本过程、主要原因、鲜明特点、时代意义和历史局限等问题,较为深入地分析和阐明了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一方面,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过程有其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一种积极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觉选择。当时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是他不断实现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就国内而言,主要包括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等;就国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俄国十月革命、苏联对华宣言等。另一方面,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过程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他深入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寻求解决之道的一个思想结果和文化选择。毛泽东最初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的正统教育,后来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深受西方近代文化变革的影响,随后又认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经过实践的磨难、师友交流和思想的反复比较,才最终在信仰、思想和行动上走向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和反复比较中西文化的思想成果为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学术界普遍认识到,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过程是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产物和反映,而不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单一影响的结果。就此而言,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不仅具有鲜明的纪念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谱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起源等重大问题,皆具有不可忽视的典范价值和奠基性意义。 一、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野 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其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处于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动荡岁月。虽然少年毛泽东的生活环境比较偏远闭塞,但仍然难免受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侵袭。毛泽东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过在其少年时期,他不大喜欢读四书五经,而是喜欢读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尤其喜欢读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斗争的故事。当十四、五岁时,毛泽东就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反映中西文化冲突的论著,开始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后来又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了解。因此,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思想视野,能够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出发来认识和评价问题,初步体现了其中西文化比较意识——一种初步的文化自觉意识,对其选择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初步体现了毛泽东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毛泽东一方面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另一方面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1]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已初步具备一种想象的“他者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视野、能力和境界。1915年6月,在《致湘生信》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例,毛泽东阐述自己的为学之道:“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并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1]这里虽然毛泽东尚未明确提出“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但无疑蕴含其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来规划自己为学之道的步骤、目标和思路。在毛泽东看来,要挽救中国危难,必须有“奇杰”,而深入研究和接受中学和西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则是成为“奇杰”的两个必备条件,或者说,“奇杰”必是“中西合璧”之人。1915年9月,在《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1]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主张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才能实现“取于外以资于内”的目的,即中国社会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更新。 可以说,中西文化比较已成为青年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重要内容、重要方法。一方面,毛泽东以西方文化之长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短。例如,1917年夏,在《〈一切入一〉序》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学与西学之利弊,认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而西学则条理分明,“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1]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条理分明的西学比“混杂而无章”的“吾国古学”要好,其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十分鲜明。1917年8月,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近倾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1]这里毛泽东所谓“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显然是他“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的一个思想结论,属于“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之“觉”,也可引申或扩展为中外文化比较之“觉”。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崇拜和迷信西方文化,跌入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1]这说明,毛泽东并未像当时一些人那样简单地将“东西文明之异”理解为“古今之异”,而是主张“同时改造”东西方思想,其中,一种通过同时改造东西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美好愿景,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