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992/j.cnki.1000-2456.2023.02.013 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植物拥有两套隐秘语言，一是自然语言，一是社会人文语言。自然语言讲述植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它涉及植物学、生态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层面；社会人文语言讲述植物与社会人文的关系，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它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等社会人文学科层面。这里的植物风景主要指我国古代文化语境下的审美风景，重在分析植物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意义。 植物作为一种媒介将自然与人的情性关联起来，从而在审美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植物面相。植物的面相因自然与人文交互而成，植物与人的交流是一种双主体模式，一方面植物会使人产生兴发感动，同时人会选取不同的植物来传情达意，植物与人的交流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回环往复、无限深入的过程，最终达于一种存在的澄明之愿景。不同的植物面相就是一道独特的植物风景。“风景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物……风景与其说是自然所提供的一种形式外表，不如说它更主要是文明继承和社会价值的体现。”①风景存在于自然与人类活动的交接面上，“风景即心境”，在人类社会身份的建构、自我身份的认同和追求超越与自由之途中，植物呈现出多元的审美风景。 一、建构社会认同感的植物风景 在建构人与地理环境和社群关系的连接中，植物作为一种重要的介质使人与其生活的环境产生丰富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对地方和家国的归属感与社会身份认同感，由此形成的植物审美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性。 植物有其自己的世界，一个地方的植物表达和传递着一个地方的风土特征，是该地方场域精神的一种体现。植物的地方性使其成为乡土情结乃至家国情结的象征符号。古人将君王统治的领地称江山社稷，江山社稷简言之就是指山河土地及土地上生长的庄稼植物。古代君主都要祭祀社稷之神，社本义为土块，封土立社，社也代表土地神，稷是谷物，代表谷神。一方土地神守护一方土地，拥有共同社神和地域的人就结为公社。《周礼·地官》谓大司徒之职有“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②。社土上为什么要种树?“《白虎通义社稷篇》云：‘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独断》云：‘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肃敬也。各以其野之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五经通义》云：‘天子大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刘氏又云：《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惟诫社诫稷无树。”③由上可见，古代社树在建构社会认同感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为： 其一，树木的祭祀功能。社树是古代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凡社必有树。树枝伸向天空，树根深入土地，树干通达于天地，寓意沟通三界，所以树在沟通天地人神的祭祀中具有重要作用，以特定的树木作为木主，是诸神寄灵之所在。在更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历史中记载了各种神木，如《山海经》中的扶桑、建木和若木等，更多涉及的是树在对天地的祭祀中所具有的灵媒作用。从神木到社树，树的神话意义淡化，人文意义增强。 其二，树木对地方场所的命名功能。社树所树之木一定是因地制宜的本土植物，与该地区的土壤、气候相适宜。“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野”的古文字为“埜”，意即野外土地上生长的树林，“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树木寓示着土地的肥沃富足，本土植物体现了地方性水土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古人常以一地的所宜之树来命名社野之地，“遂以名其社与其野”，“‘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者，谓地宜松者，以松为社，即名松社，若宜它木亦同”④。北方通常以松树、柏树、槐树、栗树、栎树、榆树等为社树，南方主要以桑树、梓树、榕树、樟树、枫树等为社树。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常以植物来命名不同的地方场所，如以桑梓之名称呼其故乡和父母，又如汉代上林苑宫馆也多以植物命名，如扶荔宫、长杨宫、五榨宫、葡萄宫等。 其三，树木的象征功能。树木所具有的生命力和神圣性承载人们丰富的情感寄托，“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肃敬也”，《淮南子》有言“侮人之鬼者，过社而摇其枝”⑤，对树的不敬即是对祖先的不敬，通过树社增加对土地和君国的依恋与肃敬之情。“社稷图皆画为树，惟诫社诫稷无树”，在对社稷图的艺术表现中，也一定要突出树的地位和作用。另有一种“风水树”，是村民在村口或水口所种植的一些大树，这些大树是一个村庄最好的风水树，可以护佑族人，也成为故乡最美好的记忆。植物作为一种地方精神的体现，是人们家国乡土情怀与文化精神的寄托所在。 可见，地方土地上的植物对社会认同感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它体现为对族群、对乡土、对家园的认同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族群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归属感。 正因为植物与地方、社群的连接关系，植物也因此具有国家叙事层面的意味。四方水土长养四方风物，对于植物的拥有也意味着对地方的拥有。秦汉上林苑中有大量外来植物移植到都城长安，其中有西域的胡桃、葡萄、苜蓿，南越的热带植物芭蕉、棕榈、荔枝、龙眼等，如扶荔宫为汉武帝破南越而起建，以荔枝得名，种植所获各种奇草异木，《三辅黄图》中记载：“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⑥庞大的植物帝国代表着一个宏观世界的缩影，象征着帝国统治的疆域。上林苑的植物美学精神可以通过《上林赋》等汉赋充分显现出来，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⑦，呈现出铺张扬厉、恢宏大气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