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767(2022)04-0008-08 风景美学的勃兴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浪漫激情退潮之后，其基本理路是将风景视为意识形态的寓言。在1970年出版的《美学理论》中，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提出了“自然美是一个意识形态观念”(Natural beauty is an ideological notion)的重要命题。①同年，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发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一文，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和空间一样，自然也被政治化了”②。1973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劳作的乡村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种风景。”③三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标志着康德、黑格尔以来的“自然美学”发生了转向，即从抽象思辨的哲学美学转向审美社会学——“风景美学”。此后，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的《社会构成与象征风景》(1984)、安·伯明翰(Ann Bermingham)的《风景与意识形态》(1987)、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的《寻找如画美》(1990)、米切尔(W.Mitchell)的《风景与权力》(1994)、温迪·达比(Wendy Darby)的《风景与认同》(2000)等大批风景研究著作问世。这些著作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观点出发，在风景与意识形态之间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 一、回到阿多诺 从问题史的角度追溯风景美学的发生，需要回到阿多诺的遗作《美学理论》(1970)。阿多诺写作《美学理论》的时代，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阿多诺去世前半个月，即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土地。在地球上，从阿尔卑斯的雪峰到亚马孙河的丛林，技术似乎无所不能，“触不可及”(access the inaccessible)。美学与资本的联姻，诞生了更多的旅游胜地。户外旅游成为一种时尚，一个产业。当人类的足迹深入到地球的每一寸肌肤，自然美的“商品化”会对沉默的自然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回答的问题。 阿多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直接鉴赏被整合到商业世界(如‘旅游产业’)中，失去了它的批判锋芒，变得中性化。当自然成为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同义词，自然美就纯粹是象征性的了。”④所谓“批判锋芒”(critical sting)，是指自然美曾经具有的对抗资本主义和物化的进步功能。所谓“中性化”(neutralized)，意为自然美的意识形态面孔被遮蔽，成为科学的、客观的“审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审美经济学家的眼中，越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越具有商业开发价值。对此，阿多诺指出，自然美的“商品化”不仅侵犯了自然的寂静，也异化了人对自然的感知。“只要自然从头到脚布满了商品化的印记(the marks of commodification)，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时应保持克制。”⑤ 在阿多诺看来，自然美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真实写照：“在资本主义时代肇始之初，自然美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的功能出现在艺术之中，随后同样的历史进步使自然美受到侵蚀。”⑥这段话似乎是《启蒙辩证法》(1948)开头那段经典格言的翻版。阿多诺指出，从谢林(F.W.J.Schelling)的《艺术哲学》开始，美学几乎只关注艺术作品，中断了对自然美的系统研究。“自然美之所以从美学中消失，是由于人的自由与尊严观念的不断膨胀所致。这种观念肇始于康德，但在席勒与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体现。”⑦在《美学》第一卷中，黑格尔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⑧这种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表明，启蒙理性的膨胀在黑格尔美学中达到了顶峰。为此，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将黑格尔作为批判的靶子，并单列一节，题为《对黑格尔批判自然美的元批判》。 阿多诺指出，黑格尔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抽象的公式出发，推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的结论，是典型的“演绎美学”(deductive aesthetics)。⑨如果撕去笼罩在黑格尔美学上的神秘面纱(即将“理念”形而上地赋予自然美)，其真实面孔是赤裸裸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在感性上是客观的理念，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为着要显现美而创造出来的。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⑩阿多诺认为，黑格尔“未能理解自然美的本质”，从而将自然美排除在美学(即“艺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人的“尊严”的迷恋。“假如有人代表自然美提起诉讼，自然美将会胜诉，而尊严(dignity)将被判为真正的罪犯。”(11)联系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侵犯自然”的恶果(气候变迁，物种灭绝，环境污染)，这样的指控绝非危言耸听。 从美学史的角度看，阿多诺将自然美视为“一个意识形态观念”，注重自然美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开启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这就是从纯粹抽象思辨的德国古典美学转向审美社会学。在《论文化风景》(On Cultural Landscape)一节中，阿多诺认为，“自然美的概念受制于历史变迁”，“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自然)美”，离开社会、历史去空谈自然美，是没有意义的。阿多诺的理论洞见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风景美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