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3)01-0102-13 长期以来，中西美学关系研究的主流范式是讲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历程往往被描述为西方美学影响下的“冲击-回应”模式。中国美学在历史上对西方美学的影响则被忽略了。近些年来，由于17-18世纪中国美学随着“中国风”(Chinoiserie)进入西方的史料得到发掘，使相关研究有可能进入新的方向。事实上，当时的西方学者从中国某些艺术门类如园林美学的不尽准确的理解中，直观地把握了中国风景美学的某些重要特点并对西方艺术和形式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西方美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中西美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西方主流学术范式的转型，建立讲述中国美学对西方影响的学术范式的时机已趋成熟。这对于“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①，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通向自然审美的“中国风” “中国风”是指17-18世纪西方室内设计、家具、陶瓷、纺织品和园林中呈现出来的欧洲人理解的夸张的中国风格。中国风始于17世纪最初数十年英国和意大利工匠对从中国进口的橱柜、瓷器和刺绣品的摹仿，经过路易十四的宫廷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并与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融合在一起，其特点是大面积地镀金和涂漆，多用蓝色和白色对比，不对称，不使用传统的透视画法，采用东方的图案和花纹。这种流行时尚也进入到欧洲的绘画和园林艺术之中，产生了英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并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②。 中国风吹拂欧洲，得益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全球交通的极大改善。作为中西方之间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至16世纪欧洲各主要国家完成了全球地理大发现，开辟了遍布非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世界贸易路线。海上丝绸之路至此中西汇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跨海贸易和文化交流阶段。 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先后成为全球帝国并支配了世界贸易。17世纪中后期，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典东印度公司每年将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大量中国货物源源不断输入西方，中国风开始进入欧洲艺术和装饰领域。西方人对遥远的亚洲感到着迷。由于欧洲与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贸易逐渐增多，18世纪中期中国风在欧洲的流行达至顶峰。 中国的大量瓷器、纺织品、香料和艺术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激发了当地艺术家和工匠的灵感。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西方人始终致力于模仿中国瓷器。17世纪后期，欧洲人对中国彩瓷的模仿扩展至茶具的制造之中，并在洛可可中国风中达到高潮。欧洲各国在装饰艺术、园林设计、建筑、文学、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门类中都热衷于对中国和远东艺术的阐释与模仿。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本质上是流行时尚文化。中国风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印度和拉美等地都发展了本地版本的中国风。 中国风吹拂欧洲，还得益于当时欧洲发展需要引入外来先进文化的现实需求。《马可·波罗游记》传开后，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来自商人和外交使节的报道。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欧洲公众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中国风(Chinoiserie)一词的词根是中国(China)，但17-18世纪的欧洲人对现实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东方(Orient)、远东(Far East)或中国(China)等术语大多被用来表示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远东地区。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和东亚的看法很多是不准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东亚的迷恋和尊重，尤其是中国被他们视为高度文明的国家。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不甚清晰的了解和浪漫的想象中，中国在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更加先进成为当时欧洲流行的观点。一些关于中国的叙述和对中国的赞扬，与现实中国没有关系甚至荒诞不经。1669年，一位完全不通中文的英国学者韦布(John Webb)发表《历史论文：试论中国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的可能性》，大胆提出汉语很可能就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使用过的原初语言，他的观点引起不少西方人的浓厚兴趣。 到坦普耳(Sir William Temple)时代，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崇拜达到顶峰。坦普尔是英国外交家和散文家。他这样描述当时欧洲流行的看法：“中国这个国家似乎是被高度智慧所设计和管理，因而能够达至人类的智慧、理性和创新的较高水平”③。坦普尔对中国赞誉极高，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认为中国的文官制度胜过色诺芬的公共社会机构，胜过柏拉图的理想国，胜过当时英国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或大洋国④。爱德华滋在《东西方通道：思想、艺术、发明在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旅行》一书中，用“中国梦”(the Cathay dream)和“中国的疯狂”(the Chinese madness)来描述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知识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李贽《焚书·杂说》)所需。西方人借理想化甚至是想象中的中国来间接地批评现实的欧洲，借此来为欧洲树立一个足资仿效的理想化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