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语：概念形成与地位功能演进

      在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历史过程中，在多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背景下，产生了以汉民族共同语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语。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无从考证，一般认为，最晚在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绵延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概念是近代才出现的，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概念则是近几十年的事。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是一个有序变化的连续体，从共时角度看，它是一个多元统一体。这一概念的形成，既是中华各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多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果。在面临百年大变局关键时刻，加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语建设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增进海内外华人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提高中华民族共同语在国内外的地位、促进中华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事实与相关理论的视角，全面梳理这一概念的形成历史及其含义，充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语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社会文化功能、语言文化认同功能，以及中华民族共同语建设对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和加速两岸统一进程的重要功能，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大业。

      二、中华民族共同语概念的形成

      “中华”一词出现在晋武帝时期，具有地域、民族、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含义。到了近代，传统的“中华”含义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含义。①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近代梁启超提出来的，它已经得到中国各民族的认可，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中华民族由中国各民族组成，是一个多元统一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是主体民族，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相互交融，有时难分彼此。《永春县姓氏志》②共收入聚居姓氏87个，非聚居姓氏（大部分因婚姻关系迁入）185个。87个聚居姓氏中，有20个姓氏有少数民族融入，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一些真实面貌。表1反映了一些融入的具体情况。

      

      表1中永春县姓氏反映的民族融合现象，只有黄姓1例反映不同民族通婚产生的民族交融情况，大部分是反映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情况，融入的主要方式是改姓。民族融合现象必然会产生语言接触和语言融合。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

      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夏商周年代的以中原方言为基础的雅言、秦和西汉时期以关中方言“秦语”为基础方言的通语、东汉时期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金、元、明、清以后形成的以北京话作为基础的官话，实际上是在汉民族共同语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多民族共同语。

      张海媚的研究表明，早期北京官话是契丹语、女真语和汉语的接触产物。③在语言接触融合过程中，汉语在语言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操不同母语的北方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导致北京官话最后取代了契丹语和女真语而成为多民族的共同语。元代以后，契丹、女真与汉人融为一体，同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满等民族融合一起奠定了“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格局，而融合后的共同语就是北京官话雏形。北京官话与北方这些民族语言融合后，吸收了北方民族的一些语言成分，尤其是一些阿尔泰语成分，如近代汉语声调的逐渐减少和入声的消失，时态助词“了”“着”等语法成分的出现，就被称为汉语阿尔泰语化现象。④汉民族共同语在元代与蒙古语接触过程中产生了类似皮钦语的语言变体“蒙式汉语”⑤，在清代与满语接触过程中也产生了语言变体“满式汉语”。汉民族共同语在汉回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回族话，有学者看成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变体⑥，也有学者则称之为“汉化的回族语言”⑦。

      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转用汉语言文字，一般经过双语使用阶段，最后才逐渐过渡到使用汉民族共同语。满族和回族转用汉语就属于这种情况。满语在转换为汉语过程中，两种语言都产生了相互影响。满语转换为汉语的变化，是满族入关后与汉等民族大杂居后因政治、经济、文化上血肉相连产生的结果。⑧中华民族共同语就是在这样的语言接触背景中逐渐形成的。

      清末民初的官话，实际上是多民族的共同语。随着中华民族概念和“国语”名称的使用，中华民族共同语概念逐渐形成并奠定了基本格局。民国时期虽然没有给“国语”这一名称明确的定义，但从实际使用情况看，它发挥着汉民族共同语和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双重功能。大陆沿用“国语”这一名称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改称“普通话”，并明确称其为汉民族共同语，有时也称民族共同语。此后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说法便成为大陆官方和学术界的主流。台港澳地区继续沿用“国语”这一名称。港澳回归后逐渐改用普通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之后，德沙就把普通话看成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族际共同语”。⑨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赋予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谈道：“作为唯一能跨越汉语方言隔阂，沟通各兄弟民族交际的语言，普通话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语。”⑩周有光、王理嘉、徐时仪等学者在其相关著述中都先后提到了汉民族共同语功能地位上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周有光认为，普通话已经从汉族共同语发展为国家共同语、全国共同语和华人共同语。(11)王理嘉认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中华民族共同语。(12)徐时仪认为，汉语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具有悠久的历史。(13)郝时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就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4)苏金智论述了新时期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地位(15)，并把相关内容写入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16)，呼吁新时代民族语文工作要重视中华民族共同语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