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用字差异与汉语量词研究

      20世纪以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等出土文献的陆续公布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新材料。出土文献蕴含着大量传世文献未见的量词使用现象，也真实呈现了量词使用过程中纵横交错的字词对应关系。出土文献量词的复杂字词关系集中表现为同词异字现象的存在，包括大量异体字、通假或假借字、古今字、讹字、正俗字、同形字等，这些不同的用字现象给文本的准确释读带来障碍，也常使汉语量词研究陷入某种误区，厘清其中的字词关系、字际关系对量词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张显成、李建平等学者在梳理简帛量词的使用面貌时，也较为关注量词的用字现象[1]510-533。近年来，真大成深入讨论了汉文佛经用字差异对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价值[2-3]，对探讨量词的相关问题颇具启发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就梳理出土文献用字差异对汉语量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阐述。

      一、探求量词源词和始见时代

      汉语量词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都可以追溯它们的源头。由于同一量词可能使用多个字形记录，单纯依靠用字“当代化”的传世文献进行判断，往往导致人们对源词的把握不够精准。一方面，容易忽视不同字形记词职能的同一性，将不同用字的职能看成不同词语，误将通借用字的本用职能看作量词的源词，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另一方面，忽视早期用字与量词用法的互动关系，误判量词的产生和使用时代，将某些量词的出现时代判定得过晚，出现误流为源的现象。通过沟通出土文献不同用字的字际关系，能够为准确探求量词源词和始见时代提供线索，帮助纠正传统汉语史研究中的错误认识。

      （一）探求量词源词

      汉语量词演变研究最为重要的是找到它的源头，厘清同一量词不同用法之间的语义联系，进而把握其内在的演变脉络。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能够揭示汉语量词源词研究中的张冠李戴现象，有助于解决某些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

      对量词｛颗｝的源词，学界一般认为是从表“小头”义的“颗”引申而来的。《说文解字·页部》：“颗，小头也。从页、果声。”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小物一枚之称。珠子曰颗，米粒曰颗，是也。”[4]418《说文解字系传》亦云：“今言物一颗，犹一头也。”[5]179后世基本承袭段玉裁的观点，如刘世儒指出：“‘颗’的本义是‘小头’……由此引申，很多‘圆形’之物就都可用它来作量词。”6]116张显成等也认为段玉裁对量词｛颗｝的来源分析甚确[1]144。但“颗”字表示“小头”义，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从未见过实际用例，春秋战国时期始作人名用字，如《左传·宣公十五年》“及洛，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①，《秦印文字汇编》收录“南颗”等[7]173。阜阳汉简《仓颉篇》10“辅廑（颗）”中“颗”的意义尚不明确[8]25。“颗”在汉魏六朝多借表“土块”义，本字作“由”或“块”，如《汉书·贾山传》“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晋灼曰：“北人名王块为蓬颗。”颜师古曰：“颗谓土块，蓬颗言块上生蓬者耳。”[9]2328-2329以上诸例中“颗”的记词职能均与“小头”无涉。通常认为意义实在的词演变成意义虚化的词，前提是实词高频大量使用。但“颗”表“小头”义的用例极为罕见，何以虚化出量词用法？两汉简帛的用字差异或许能帮助我们破除迷障。马王堆汉墓简帛、武威医简等都大量出现以“果”称量小而圆状的果实，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353“冶乌豙（喙）四果（颗）”[10]第五册，280、武威医简17“付（附）子廿果（颗）”[11]579等。从名词与量词双向选择关系来看，该量词与｛颗｝的称量对象高度吻合，都是小而圆的事物。“颗”以“果”为声符，读音相近，“果”“颗”存在同源关系。因此，张舜徽指出：“颗之声义，实受于果。木实形小谓之果，因之小头谓之颗耳。”[12]2165郝士宏对此也有揭示[13]159。可见学界以表“小头”义的“颗”作为量词｛颗｝的源词，实属误流为源，量词｛颗｝的源词应该是｛果。《说文解字·木部》“果，木实也”[14]114上，树木果实以小而圆状居多，引申用来称量小而圆的事物符合量词产生的一般规律，也与量词｛颗｝的演变轨迹吻合。此外，对量词｛颗｝的始见时代，刘世儒认为：“有说这种用法远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的，太早；又有说是直到宋代才产生的，太晚。”[6]116两汉简帛用例足以确证量词｛颗｝的始见时代不晚于西汉初期。

      对量词｛剂｝，学界一般认为是由“调剂”义引申而来，但却将“劑”看作其源词本字。考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早期用例，“劑”字多表“剪断”“灭绝”义。如《尔雅·释言》“劑、翦，齐也”，郭璞注：“南人呼剪刀为劑刀。”[15]304汉扬雄《太玄·永》“永不轨，其命劑也”，范望注：“劑，剪绝也。”出土文献见诅楚文“克劑楚师”，“劑”也表“剪灭”义。“劑”字从刀从齊，从形义关系来看，“剪断”当是“劑”的本义，而记录量词｛剂｝则是其借用功能。考察出土文献用字发现，其实派生出量词｛剂｝的是｛齐｝。《说文解字·齊部》“齊，禾麦吐穗上平也”14]139下，“齊”的本义为“谷穗整齐”，引申出“使整齐排布”或“协调”义，进而指将多种药材按比例配制而成的药物，由此引申为药物的称量单位。《韩非子·定法》：“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齊药也。”梁启雄注：“《礼记·少仪》注：‘齊，和也。’‘齊药’即‘和药’，今语‘配药’。”[16]410秦汉简帛的用字差异也能证实这一点，简帛均用“齊”字记录量词｛剂｝，如马王堆《五十二病方》423-424“取藜芦二齊，乌喙一齊，礜一齊，屈居□齊，芫花一齊，并和”[10]第五册，290，居延新简E.P.T43：251“药卅齊”[17]第九册，261，额济纳汉简2000ES9SF4：14“谨饮药五齊，不愈，唯治所请医诊治”[18]86等。传世文献亦见其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齊。”借用“劑”字表“药剂”义和量词用法，约在魏晋南北朝始见，如北魏《慈庆墓志》“自旦达暮，亲监药劑”[19]第五册，266等。可见，量词｛剂｝真正的源词是｛齐｝，虽然表“剪断”义的“剂”是由“齐”引申出来的，但它的本用与“调剂”义无涉，这也是张冠李戴的典型案例。《说文通训定声》对二者的通借关系揭示云：“劑假借为齊。《汉书·郊祀志》‘而事化丹沙诸药齊为黄金矣’，注：‘药之分齊也’。今俗书以劑为之。”[20]580

      （二）提前量词始见时代

      确定新词新义的产生时代是历史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王力指出：“我们对于每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21]325梳理出土文献的用字差异，有助于追溯量词的起源、提前量词的始见时代，深化我们对量词原始面貌的认识。

      关于地积单位｛亩｝，张显成等学者已梳理了秦汉简帛资料中的有关用例[1]332-334。通过沟通｛亩｝的用字差异，发现西周金文中就已出现｛亩｝作地积单位的用法，如西周中期贤簋“公命事（使）畮（贿）贤百畮（亩）粮”（集成4104-4106）等[22]2272-2276[23]119。铭文“畮”作，从田每声，李零指出第一个读为“贿”，表赏赐义；第二个读作“亩”，是“畞”字古文异体，“百畮粮”是指赐给贤的百亩粮田[24]247。贤簋辞例“百亩粮”符合典型的“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与西周金文通常的数量表达结构“数词+名词”或“名词+数词+量词”等不同，在语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战国以后｛亩｝的用字经历了复杂的书写变异过程，用字形式也呈现时代差异，战国至东汉习用“畞”，魏晋至宋元习用“献”，明清及民国习用“畝”，后则被简化作“亩”[25]。如果考察量词｛亩｝的发展史时，仅依靠传世文献，忽视早期出土文献的不同用字，就容易将它的产生时代判定得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