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

      1 引言

      与普通话相比，汉语西北方言在否定表达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通常允许否定词出现在否定对象之后。如例（1）\（3）所示，“不、没（有）”等否定词不仅可以用在“把”字及其宾语之后（否定后置特征A），而且能够出现在被否定的状语成分之后（位于副词之后为否定后置特征B，位于介词短语之后为否定后置特征C）。①例如：

      

      西北方言中否定词后置现象自古如此还是演变而成？如果是后者，造成语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鲜有研究。本文以上述三类结构为切入点，探讨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动因与机制。

      2 西北方言否定语序的演变

      由于方言在口语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对方言的考证以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为基础更为妥当。唐代以前的白话文献基本无法获得，很多都是以文言文为基础同时夹杂白话的文献。鉴于文言文普遍以共同语为主体，可考证的文献在唐代以前基本都是以共同语为基础的（徐时仪2007）。西汉以前的共同语接近洛阳雅言（郑张尚芳2009）。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西北地区的方言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唐代五代以后的西北方音与同时代的《切韵》音系已存在诸多差异。据考证，唐代的西北方言（大致对应于现代的甘肃、关中、陕北、山西一带）已与当时作为共同语的东部方言（大致是河南、山东、河北一带）在语音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化。对于当时的西北方言，可考证的文献主要是敦煌变文和禅宗语录等佛经典籍（余跃龙2020）。由于白话的兴起与佛经的流传有很大关系，汉译佛经系统地保存了东汉以来的口语材料，其中以变文最具代表性。变文是宣传佛经的散文韵文结合体，属于唐代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白话口语（徐时仪2007）。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大部分否定句都采用了前置语序。例如：

      

      此外，包含介词短语的否定句也普遍使用前置语序，并未出现否定词位于介词短语之后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把”字句正式形成。其否定形式也是以前置语序为主。②否定词“不、休”都用在了“把”字及其宾语（简称“把”字结构）之前。例如：

      

      宋代以后，西北方言与共同语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我们已无法依据常见的书面体文献考证西北方言的使用情况。较接近当时口语的文献主要有《大乘中宗见解》和宋儒语录（张建军2014）。例如：

      

      《张子语录》和《横渠易说》的作者是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其著述语言多有关中方言的特点。如《朱子语类》卷五十三所述：“《横渠语录》是吕与叔诸公随日编者，多陕西方言，全有不可晓者。”据此，我们认为上述文献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以关中话为代表的西北方言。可以看出，此时否定词位于副词之前的用法仍占绝对优势，后置语序（如例（7）h-i）仅为个例。

      到了元代，作为“权势语言”的蒙古语和作为“优势语言”的汉语相互竞争，加剧了二者的接触和融合。为了加强统治，蒙元统治者将蒙\汉中介语“汉儿言语”定为“天下通语”，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共同语。元曲采用的中原通语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有较大差异（徐时仪2007）。虽然明代《洪武正韵》刊行后，中原雅言重新回归共同语的地位，但在此时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过半，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以及不同民族语言的深度接触造成西北方言最终与共同语分化，在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持续影响下走上了与明清官话并行发展的道路。

      最能体现元代北方通语的当属元曲。对《元刊本》调查发现，否定词位于“把”字结构之后的现象剧增，比例接近30%（金道荣2010）。例如：

      

      正是此时，“把”字句否定后置式开始在西北方言中大量出现，证据见于西北地区的各种曲艺唱词。秦腔大约是从明代开始在关中地区盛行的一种戏曲形式，被认为是关中方言的缩影（李志鹏2014）。在秦腔剧本中，否定词处于“把”字结构之后的用法颇为普遍，后置否定词的种类也更加多样。“不、没、莫”等否定词都能够出现在“把”字之后。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