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史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18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启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先河。他的研究主题之一就是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则长期贫困。①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等欧美国家取得成功，19世纪以降西方学界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主要探讨为何英国能够率先发动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往往将西欧(尤其是英国)经验视为世界通行的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一直被贴上“贫困落后”或“长期停滞”的标签。所以，在西方学界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中国一直被视为欧美成功经验的反面例证。②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西方学界称之为“中国经济奇迹”。③这无疑对西方学界提出了一个挑战与魅力兼具的课题，即如何解释一个被西方学界定义为长期停滞的经济体，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需要一两百年才能走完的路。这一课题迫使西方学界不仅需要反思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成功经验能否解释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经济的长期发展，更重要的是反思欧美经验究竟能否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因此，近20年来，以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后文简称《大分流》)为标志，西方学界兴起了重新反思中西方经济的相似与差异、优势与局限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它不断吸引着不同学科、国籍的学者参与探讨。这种新趋势摒弃了传统比较经济史研究聚焦“西方何以繁荣，中国何以衰落”的问题导向，在探讨“西方为何兴起”等老问题的同时，聚焦“历史上中国何以会持续繁荣，当代中国又何以会再次崛起”等新问题。其中，在全球比较视野下重新评价明清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尤其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他们不仅重新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势和道路，而且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一批在西方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新观点新思想。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尝试对近20年西方学界有关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英文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总结中国学者的重要贡献，希望对于正在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中央的中国学界提供参考。 一、“大分流”讨论 受亚当·斯密及其后来者影响，西方中国经济史学界除将两宋时期中国经济视为巅峰这一“共识”之外，对于元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问题，则长期存在发展论与停滞或衰退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④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增长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兴起，西方学界不断开拓认识中国经济史的新视角与新领域。比如，王业键利用清代粮价，初步得出18世纪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可与同时期欧洲相媲美的观点。⑤美国学者曾小萍提出清代中国已经形成服务农村市场的信贷金融网络。⑥法国学者贝洛赫引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和西蒙·库兹涅茨等建构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分别估算1800、1860、1913、1938、1950、1960、1970、1977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长时段比较，认为工业革命前，中国的人均GDP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很多，西方经济超过中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可惜他并未详细说明资料来源与估算的具体方法。⑦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使用1990年的美元价格，建立起公元1年至1950年中23个年份的GDP和人均GDP数列。在他看来，公元1年至1000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实质性增长，人均GDP保持不变，低于同期的欧洲，但两宋时期，经济获得实质性增长，人均GDP增加1/3，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在此后的5个半世纪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像贝洛赫估计的那样乐观，而是再次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欧洲经济不断扩张，至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均 GDP已高出中国50％。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以上。⑧然而麦迪森的GDP数据也大多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 在汉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元明清以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入的大背景下，一批专治比较经济史的学者，如美国学者王国斌和李中清、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中国学者李伯重等，先后对西方学界的观点提出质疑。⑨西方学界将持有共同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的学者统称为“加洲学派”。他们的新见解集中呈现于彭慕兰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⑩这本书被王国斌称为“迄今为止对中国和欧洲最细腻的比较”。(11)在书中，彭慕兰一方面接受元明清经济发展论的观点及其论据，另一方面集加州学派学者的观点于一身，一反14世纪以来西方率先崛起并超过中国的传统观点，将明清长三角区域经济史置于中西比较经济史的框架中，从产业发展、人均财富积累、生活水平、市场发育和生态资源等多个指标和层面，探讨当时长三角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提出18世纪长三角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同时期的英格兰不相上下，进入19世纪两者之间才发生“大分流”；而英国率先发动工业革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西方制度与文化优势，而是丰富低廉的煤炭资源和从美洲源源不断获取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彭慕兰强调，在比较框架下就会发现，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发展路径会达成相似的经济成就，因此也存在走向现代化的多种道路。(12)加州学派的新理论新方法开启了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13)加州学派聚焦的14-19世纪中国传统经济的长期发展研究，也被推至西方学界“大分流”讨论的最前沿，成为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之一。 过去20年，西方学界围绕中西方经济“大分流”及不同发展道路一共进行了四次影响较大的讨论。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第一次有关“大分流”的专题讨论会，针对《大分流》一书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重要论据展开讨论，其中4篇论文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第61卷第2期。这4篇论文构成辩论双方，其中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和美国学者布伦纳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口行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农民收入、消费水平、煤炭和产权制度等多角度，对《大分流》的观点、论据和论证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与挑战；彭慕兰、李中清等主要对黄宗智的批评进行回应，指出黄氏文章所用的资料与方法的多处错误，并引用当时西方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来支持自身观点。尽管如此，彭慕兰等人用来捍卫自身观点的论据仍显不足。(14)因此，他们的辩论开启了西方学界“大分流”讨论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衡量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趋势；二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第一个十年，西方学界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十年后，美国历史学会2011年年会组织第二次“大分流”专题研讨会。2011年9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5篇参会论文，其中4篇是针对《大分流》以及近十年相关成果的评论文章，1篇是彭慕兰的回应文章。基于十年来有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研究成果，4篇文章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被长期忽视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可彭慕兰提出的煤炭和殖民地是催生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然而，他们仍从西方制度优越论的角度评价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对此，彭慕兰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成就以及通向现代经济的优势与局限等问题。(15)这次讨论引导各国学者将研究旨趣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逐渐转向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2016年5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组织彭慕兰、奥布莱恩、邓刚、马德斌、罗伊和戈德斯通等学者，再次讨论了《大分流》出版以来世界经济史的发展，并出版《全球经济史》。彭慕兰与戈德斯通对过去十多年有关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经济发展水平与趋势的量化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比较，确定了一个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的中西方经济“大分流”的时间——1750年左右。同时，彭慕兰、奥布莱恩、格拉夫和马德斌等学者总结和反思了西方学界对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相关的各种传统制度的研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