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因此，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叶，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机制和发展格局发生多次全局性更迭的时期。 汕头是中国最早的“条约开埠”口岸之一，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潮汕经济是中国东南沿海较早与国内外市场发生紧密经济联系的地域经济体，其发展过程集合了近现代中国沿海经济的结构变迁、制度变革以及与周边经济圈的多层互动关系，对于区域经济史研究具有比较典型的样本意义。1949年-2010年，是潮汕地区在制度性因素的强烈影响下，从近代经济形态不断探索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本文以这一时期潮汕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机制、发展格局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地域经济运行中几组深层矛盾的缘起、演化和效应进行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因商而兴”还是“因工而盛” (一)近代潮汕经济“因商而兴”的鼎盛与退潮 1860年汕头开埠后，潮汕地区对外贸易额(或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幅度，显著超过了厦门、福州、宁波等口岸城市。①20世纪10-30年代，潮汕地区进出口贸易进入所谓“鼎盛时期”。②汕头埠“因港而生”，又按照“顺商而变”的要求，使汕头城区从一个小规模的货物集散转运商埠，逐渐发展为近代化商业城市。汕头城区作为当时潮汕内外“双向开放”的平台，引领韩江流域的贸易与生产从相对闭环的自给自足状态，逐渐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国内市场和以“香港一暹罗一新加坡”为支点的东亚区域市场。③ 从汕头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潮汕经济近代化是以汕头港埠为中心，沿着“传统商埠一开放口岸一港口设施近代化一商业体系(商业形态、布局、主体、组织)近代化一农业市场化一近代工业萌芽”的逻辑展开的。20世纪初叶，潮汕地区已开始出现近代工业企业；此后长达20多年的商业外贸的黄金发展期中，由于当时潮汕地区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市场腹地等条件的制约，加之西方资本的挤压，内外主权的沦失，“半殖民地化”带来的深刻社会危机，汕头市区以商业体系的先行近代化拉动的工业化是畸形和脆弱的。因此，汕头没能像上海、武汉、青岛等沿海沿江城市一样，将“因商而兴”的先手转化为“因工而盛”的长久优势。直至1949年，汕头市区的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基本上是空白的，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和装备，主要靠外部输入。1939年6月潮汕沿海地区沦陷，1947年以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百业凋敝，加上1945年以后南洋地区诸国加强对居民和外汇出入境的管制，至1949年，潮汕经济“因商而兴”的外部条件基本上不复存在。 1860-1949年，潮汕经济沿着“因港而生”“因商而兴”的方向发展，主要受非制度性因素影响，即主要受潮汕地区所处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程度、城乡布局和国内外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如资源匮乏、人多地少、周边地区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等。这一期间潮海关开始执行近代海关的通行规则、汕头埠商业“会馆”和行业组织发展、汕头市设立市政厅，以及中国与南洋地区的经济要素管制由宽松趋于严格等，表明近代潮汕已开始接受和运用新的运行规则，包括新的贸易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这些制度性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潮汕地区的“因商而兴”和汕头市区的“顺商而变”开辟了通道，降低了潮汕地区人口、货物和文化与南洋地区间“多维度复合循环”的交易成本。但近代潮汕经济的“因商而兴”，主要还是潮汕地区众多生产者、经营者的交易行为在非制度性因素的主导下汇聚形成的，当时的制度性因素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试图去干预或改变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 (二)20世纪50-70年代；潮汕区域性工业体系的加速形成 1949年农业在潮汕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结构中的占比为84.25％，工业占比仅有15.75％，且主要集中在汕头市区和潮安县城。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汕头市委随即明确提出“将汕头从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严格控制商贸服务业发展，集中资源加快构筑区域工业体系的工作方针。⑤1949-1978年间，潮汕地区工农业总产值从6.35亿元增加至31.78亿元，年均递增5.71％。在长达30年“重工抑商”的政策导向下，工业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这一期间农业总产值从5.35亿元增加至14.62亿元，年均递增3.53％；工业总产值从1.00亿元增至17.16亿元，年均递增10.30％。1952-1978年汕头市国营和合作商业零售额(含饮食业)从1.12亿元增加到4.73亿元，年均递增5.70％。⑥⑦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上升为54％，潮汕地区基本形成了机械、化工、电子和轻纺为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 20世纪50-70年代，影响潮汕经济发展方向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程度等非制度性因素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工业化进程的显著加快，主要是在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实现的：一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盘踞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汕头港布雷、轰炸骚扰，潮汕地区和汕头港作为海防斗争前线，海上运输和贸易往来备受影响。⑧港口的萎缩严重劣化了汕头市区商贸业复苏的条件，“将汕头从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成为当时潮汕地区的必然抉择。二是1953年以后，国家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行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体两翼”，并将重工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点。1956年潮汕城乡“三大改造”完成，建立了工业、商贸业的行政性专业管理机构，确立和实行了重点支持工业发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流转、核算、贸易规则，包括资源分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劳动力管理制度、价格制度、对外贸易制度、财政拨付制度等。这些制度规则的确立和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壮大，共同构成了这一期间潮汕地区得以集中资源、加快工业化步伐和稳定农业生产的制度环境。三是潮汕人口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严峻的就业压力。1949年，汕头市区人口为23.05万人，失业和求业人数达5万多人；1958年，汕头市(含郊区)人口已突破40万人。由于汕头城区商贸服务业、港口交运业发展缓慢，中心城区求业和失业人员尚有13999人；有1400户居民依赖政府按月救济。此状况下，唯有发展工业才能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居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