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中华文明实由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工商业文明互融、复合而成。因而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演进道路提出多种阐释框架和叙述体系，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说，冯天瑜的“地主社会”说，赵轶峰的“帝制农商社会”说，林文勋的“富民社会”说，李治安的“中国历史演进框架”说，以及本文涉及的“农商社会”说，等等。这些学说的一得之见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两宋300年是工商业文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的历史时段。在此时期，尽管农业文明仍居主体地位，但在其周边，游牧文明生机勃勃；在其内部，工商业文明加速成长。尤其是南宋时期，在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工商业文明发展势头更盛。南宋时期工商业文明在高效农业基础上的蓬勃发展昭示着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应然方向，可称之为“南宋发展道路”。本文意在探寻“南宋发展道路”的主要特征、历史依据和启示意义，以期夯实“农商社会”说①的论证基础。 一、“南宋发展道路”的三大特征 本文所称的“南宋发展道路”至少具有三大特征，其首要特征即“农商并重”②的经济结构开始成型。如果说，古代中国发展出享誉世界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之主体长期生活在农业社会是没有疑问的；现代中国在20世纪逐步迈入工商社会门槛，亦无疑义，那么在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社会之间，应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我们以为，我国从宋代开始进入这个过渡时期，并一直延续至元、明、清三朝(当然其间亦有停滞、中辍和调整等不同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农业仍是基础产业，从业人数最多，但是在交通发达、市镇林立、城市兴盛、纸币发明及白银货币化、海外贸易繁荣等因素的促成下，整个社会商潮涌动、商业氛围浓郁，商品经济(亦即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而这些经济因素及其导致的经济变动又是在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形下出现的，因而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过去单一农业不同的经济结构。具有这种农商并重结构的社会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农商社会”。 史实表明，两宋时期的经济面貌确有重大变化，而与汉唐时期以单一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情形相区别：日趋扩大的手工业部门和持续繁盛的商业活动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至农业经济已无法像汉唐时期那样独立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北宋经济的部门构成中，农业比例约在59％～66％之间，工商业比例约在34％～41％之间。③工商业产值份额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3上下，重要性显著上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比如980-1850年，我国农业部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致在40％～70％之间，而非农部门(含商业和手工业)收入比例大约在30％～60％之间。④在这一千年中，非农产值和非农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意味着该时期经济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被卷入商品交易，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农业仍然是基础经济部门，在粮食产量提高、农业剩余扩大的基础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得以不断扩大，蚕桑、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商品性农业持续成长。研究表明，南宋的商品性农业不仅生产效率提高、产量大幅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市场化趋势。⑤宋代农业经济中所发生的包括贸易和专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甚至被国外汉学家称之为“农业革命”(the Revolution in Farming)。“到13世纪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农业，印度只是想象中的对手。商业活动与城市化等非凡上层建筑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⑥南宋经济作物的大批生产与大量交易，不仅使农村经济中原有的自然属性被侵蚀而逐步消解，而且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农业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及为商业提供商品，并释放出更多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农部门的成长反过来又为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提供需求与动力。这一反应的成果之一是原有农业经济体中的交换活动持续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手工业与商业经济成分持续成长，直至农商并重结构逐步成型。随之而来的另一成果是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和各种手工业制品等)、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农具、煤炭、木材、船只等)进入流通领域，贸易性质由原来的奢侈品贩运型商业变为以居民日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宋代“商业不再为少数富人服务，而变成供应广大人民的大规模商业，这在性质上是一个革命性变化”⑦。于是，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资源卷入市场网络，越来越多的人只有依赖市场交换才能生产、生活。因为一个人的经济决策不仅影响本人的产出和消费，还会影响他人生产率及他人产品的市场，这既是一个连续运行的经济机制，也是一个立体式的社会效应。 宋代手工业、商业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甚至使国家财政也无法离开“和籴”“和预买”等市场采购活动。⑧依据北宋蔡襄所言，早在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全国岁入中粮食一项，购买所得已占政府收入总额的1/3，而绢帛购买所得则达到总额的2/3以上。⑨南宋时期政府采购在岁入中地位更加重要，东南六路(即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浙江东西路)更是政府岁计所仰之财赋重地。开庆元年(1259)，南宋政府在东南六路采购的粮食多达560万石，以作军粮之用。⑩此所谓“恃和籴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11)。南宋末年，仅纸币印刷就达到7000万贯以上，在两浙路和江东西路购粮800万石“接济军粮”(12)，购买所得已成军粮的主要来源。难怪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宋代商业作为“货币经济环境”，“在当时的整个经济秩序中具有积极的构成意义”(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