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认为这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①如果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那么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则是回应经济现象、解答经济问题“最好的老师”。前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经济事实”以检验经济理论，同时也包含了“较好的经济政策”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范例；②而后者详细展现了这些政策的思想根源、理论脉络和得失总结。以较为宽泛的标准来看，资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进程中。按照《资本论》的定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大量用于增殖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③比如周人从事工商业的直接目的就是追求高额利润，即所谓的“逐什二以为务”。这些资本的存在和增殖对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而然也引发了精英阶层的长期思考与争论，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具有高度延续性的认识和实践的集合。这些认识和实践经过了中国传统社会三千年王朝治乱的检验，对于当前我国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而在秦汉以后形成了与西方世界(主要是古罗马)迥异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研究视野。④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特点。 第一是国家本位。“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义为“经邦济世”或“经世济民”，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从最开始的服务对象即为国家。⑤与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围绕个人家庭(庄园)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微观问题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和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土地、赋税和货币等宏观“国计”上。⑥其中的佼佼者，如管仲、商鞅、桑弘羊和王安石等，无不是手握权柄的行政主官。 第二是整体思维。中国至迟到秦汉时期已形成整体均衡的经济分析方式，对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擅长从整体视角出发，在动态过程中追求相对均衡的趋势，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个案在具体时点上的精密判断。这一点在价格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管子》中的“轻重”理论即主要研究如何利用市场规律维护价格稳定，而并不涉及价格如何确定以及价格背后有关价值的探讨。⑦ 第三是伦理导向。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浸润于儒家正统价值观之下，因此经济思想“常杂有伦理的色彩，受其支配”。⑧这种伦理导向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义利之辨”，强调“重义轻利”乃至“重义绝利”，⑨直到传统社会晚期，“利以生义”“以义取利”的儒商义利观才逐渐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⑩伦理导向的另一结果则是在经济思想的内容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重分配而不重生产。(11)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的主要目标锚定为“均平”。不管是政府还是反政府者都将社会财富的分配视为头等大事。 第四是重农轻商。唐庆增指出，“中国经济思想，有一特点，即注重农业是也，此层当与轻商分开看，盖重农者未必轻商，而轻商者未必注重农业也”。(12)在他看来，小农社会重视农业无可厚非，东西方皆是如此，但未必一定要对商业持打压态度。(13)然而，中国自西汉以后，重农和轻商甚至抑商的思想紧紧绑定，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后世时常有“工商皆本”的提法(如苏洵、叶适、顾炎武等)，但未能真正撼动农业的正统地位。直到明代中期以后，伴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商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所缓解。 二、中国古代对资本的认识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但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始终存在，并伴随市场经济的拓展，其数量不断增长、重要性不断提升。(14)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对资本的积累方式、运行规律、所起作用以及政府应如何治理具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些认识均带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 (一)对资本作用的一般性认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的逐利性及其无限增殖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对其地位和作用的辩证认识。 具体来说，一方面资本具有积极作用。第一，资本能够加速商品流动，因此“在一定场合和一定限界之下，无疑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物的增殖与扩展”。(15)在王朝建立初期，社会百废待兴，这一作用尤其明显。第二，商业资本的发展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韩非所言“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则入多”，(16)说的正是这样的道理。这一点在两宋时期较为突出。据统计，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全国的间接税收入占全部岁入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直接的商税占比约13.9％。(17)较高的商税占比表明宋代已经具备了近代财政国家的部分特征。(18)第三，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传统社会早期，资本的概念仍未能独立于财富。(19)直到16世纪前后中国的商业资本逐渐雄厚，商人阶级成为具有巨大行为能力的社会阶层，商业资本大规模参与到手工业生产当中，资本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作用才逐渐为人发现。(20) 而从其消极意义上看，第一，资本的积累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国古代小农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但与商业资本的积累亦不无关系。相比农业生产，工商业活动更容易积累财富。春秋时齐桓公就观察到其都城“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21)第二，资本的集中易催生对抗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比如西汉晁错认为工商业资本的集聚将导致其所有者“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2)同时期桑弘羊反对盐铁私营的一大论点也是工商业资本往往掌握在“豪强大家”之手，一旦积累到一定规模或形成垄断，必将“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23)由此动摇政府的统治根基。第三，资本的逐利行为易造成市场波动，短期内特定商品(如粮食)和货币价格的剧烈变动会给小农和小生产者家庭带来巨大风险。第四，有些人则担忧资本的运行、积累会败坏社会风气。比如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将士林的败坏归咎于商业的繁荣。(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