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内卷”一词广泛流行于各行各业，还入选了《咬文嚼字》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出圈讨论。社会各界都开始追溯“内卷”一词，有人认为黄宗智最先使用“内卷化”来描述华北小农经济。①但实际上，“内卷”的学术使用和概念分析起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当下，“内卷”一词词义泛化甚广，互联网语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在“卷”型竞争，历史上的中国也深陷“内卷”漩涡不能自拔，以至于有人用“内卷”去解释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来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但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究竟是不是长期处于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之中呢? 一、研究综述与本文分析框架 (一)“内卷”的中西方经济社会研究 中国经济社会研究长久以来流行着“停滞论”与“发展论”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中国社会长期萎靡不前，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后者则认为有一定的进步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来因素干扰中国也会缓慢走上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默认前提都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西方一条道路，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即将英国近代化道路视为常态，用西方模式去套用中国，这种预设结论的先验性研究并不能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特点。为破除西方中心论，美籍华裔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提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类型，并借用“内卷化”一词来描述农业经济增长和商品化。 “内卷”一词最初被格尔茨应用在农业领域。1963年，格尔茨在调查印度尼西亚社会时提出了“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②的概念，指因无限增长的劳动力不断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中，导致农业内部生产日益精细复杂化。③格尔茨意图通过此例解释为何精耕细作的爪哇农耕社会长期没有重大突破，并延伸到了社会内卷。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在研究我国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农经济中借用并发展了这一概念。④他认为，14-20世纪因人口压力大导致土地劳动投入过密，单位劳动投入报酬严重递减，劳动边际生产率降低，而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由此形成了农业内卷化。⑤但正是内卷维持了贫民经济的长期存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道路。此外，黄宗智还强调了因“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的存在，导致农村不会出现结构性质变，而只能勉强维持在糊口水平。⑥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虽有变迁，但只是一种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增长、总产量增加的内卷式变化，谈不上“发展”。杜赞奇将此概念从农业领域引入到政治领域。⑦中国学者多将这一概念用在国有企业生产、⑧农村基层组织、⑨社会科学研究⑩等出现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并泛化至各行各业。 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国农业经济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但其所言的“农业内卷”“贫民经济”引发了中外学者的讨论，批判焦点之一就在于中国明清经济社会究竟有无发展。彭慕兰直接对黄宗智使用的数据、计算和结论提出了全面质疑，认为“内卷”一词使用不当，这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18世纪之前的东西方发展程度基本持平，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分流”造就了双方差距。(11)李伯重指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是内卷增长的，农业、手工业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他称之为“早期工业化”，(12)并进一步从唐代出发阐释江南经济的历时性进步。(13)科大卫也提出，近代中国农业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国际贸易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显著发展。(14)还有学者从破除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提出“内卷”概念的立论基础仍是“英国近代发展的单一道路”，实际上难逃“西方中心论”窠臼。(15)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对于中国明清经济社会的变迁，黄宗智持有“内卷说”，他认为只有无发展、有增长的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事实不尽如此。传统中国并非一成不变，其中有联系全国的诸多商人群体，有沟通陆路关系的丝绸之路，有联系中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世界贸易圈，(16)而内卷型增长的农业经济显然不能维持如此庞大的贸易体系。笔者认为，这就涉及内卷概念的局限性了。其一，研究对象局限于农业经济和农民，缺乏对农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小农兼业的多重角色、小农的非农收入等全面史实的分析。其二，“内卷”概念本身的解释力不足，过于注重生产力层面的定量研究，缺乏具体的历时性比较，忽视了小农经济到手工业经济的长期分化结果。其三，研究范围和视角局限于华北和长三角，但因其过于注重基层乡村，孤立地去看待区域特征与商品流动，忽略了区域与区域、区域与海外之间的全球商品联系，以及多重市场刺激下中国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即缺乏全国和国际视野。其四，以打破西方中心论自居，却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内卷增长的实质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经济只会不断衰落，而这在本质上仍是将中国明清经济社会视为“停滞”。由此，本文将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从全国多区域出发、宏观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并置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的世界地位。如下图1所示，笔者提出“发展说”来阐释明清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具体来说，本文不将农业生产率作为衡量生产效益的唯一指标，而是全面考察生产结构、生产关系、技术改良、农工农商互动等多元指标。本文也不将小农经济视作一成不变的固有形式，而是着重论述其分化与发展，并在总体上扩大研究视角，从全国、国际视野去分析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商品经济的国内国外“双循环”发展。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明清社会变迁是一种“有发展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