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载，两宋之交，在北狩途中逃归的曹勋带来了宋徽宗所谓的“太祖誓约(誓碑)”。这是理解宋代政治的重要切入点，故而学界对其真伪及流传情况多有深入钻研①。与之相关的是，另据史书记载，曹勋同时还带回了宋徽宗授权赵构登极的亲笔御札(即内容为“可便即真，来救父母”的“即真之诏”)。 但是，相较于对“太祖誓约(誓碑)”的大量研究，学界对“即真之诏”的探讨明显不足。与“即真之诏”相关的真伪、书写及传递等问题，也关涉南宋政权继统合法性构建中的史书编纂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论及南宋初年宋高宗相关史事时，时有提及“即真之诏”，但缺少细致考订，对其真伪也意见不一。一方面，王曾瑜、景新强等先生认为，“即真之诏”应是真实可信的②。另一方面，邓小南、方诚峰等先生则认为，“即真之诏”大概出于事后虚构，至少在赵构登极之时是不存在的③。另外，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先生从“文本考古”的角度出发，梳理“即真之诏”(蔡文称之为“衬领诏”)在两宋之交的流转过程，将其与南宋前期支持宋高宗继统的祥瑞等而观之④。 综括以上研究，笔者以为尚需进一步追索以下问题：对“即真之诏”的探讨是停留在简单化地证实或证伪，还是结合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进行更为彻底的历时性考察?在此基础上，如何从“即真之诏”进一步观察两宋之际的史书编纂及其政治意义?据笔者浅见，从“即真之诏”引发的诸多课题，仍有仔细爬梳相关史料并结合学界既有研究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即真之诏”的史源及其真伪 宋徽宗亲书“即真之诏”之事，其史源可追溯至曹勋的相关著述，盖因曹勋是亲历者并留下了相关记载。他在《松隐文集》卷二六《进后十事札子》中道出了带着“即真之诏”逃归之事： 臣去岁自虏中赍持太上皇帝、宣和皇后、中宫皇后书信，悉得奏陈。重念臣初被密旨，令从间道昼伏夜动，山行草宿，憔悴饥渴，了无生理，邻于死者殆以百数，仅得生还。当时伏蒙引对便殿，玉音褒贲，朽骨再肉，继被拔擢，进秩赐金，欲寘于一路。⑤ 从“去岁”云云来看，这一札子应是建炎二年(1128)所上。曹勋提到，他在建炎元年从金营带着太上皇帝(即宋徽宗)的书信(密旨)上奏宋高宗，并且受到引见，奏陈详细情况。再结合他在建炎元年七月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主要提及“清中原之谋”及“艺祖有约”两事⑥，这当是《北狩闻见录》⑦的最初素材，书中记载了关于“即真之诏”的详细情况： 太上自北狩，出城起行，至过河旬日后，宣谕勋曰：我梦四日并出……次日……是晚，太上出御衣三、一(櫳)[衬]领俗呼背心，拆领写字于领中曰：“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并押，计九字。复缝如故，付某。⑧ 在曹勋的其馀诸多文字中，也多次提到“即真之诏”事。比如在《投连泉州显学五十韵》中，他写道“某到燕京，被密旨昼伏夜动，赍持上皇御衣御札、邢后金环子投进”；在《圣瑞图赞并序》中，他说“臣又自燕山受徽宗帛书，诏陛下即大位”；在《祭告徽考文》中，他也提到“臣顷属岁在丁未，自燕山被密旨，令朝谒嗣圣，当时于重围中泣血辞去，凡所行授，一一上达”⑨。其中，“密旨”“御衣御札”“徽宗帛书”等语，皆指曹勋带“即真之诏”逃归并进见宋高宗之事。同时，在楼钥为曹勋之子曹耜写的墓志铭及为曹勋《松隐集》所作的序中，也提到“尝从徽庙北狩，亲被密旨，持御札御衣以归”及“从徽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昼伏夜行，持御札御衣”等语⑩，可相参证。此外，建炎元年七月曹勋逃回南京应天府并将“即真之诏”上呈宋高宗一事，亦可相互佐证，详见后文。 另外，在前述《进后十事札子》中提及，与“即真之诏”同时带回的，还有“宣和皇后、中宫皇后书信”。《北狩闻见录》中也说：“又索邢皇后得所带金耳环子一只(双飞小蛱蝶，俗呼斗高飞)，是今上在藩邸时手制，以为的验。及皇太后信物，令某不以方所，必见大王奏之。……(邢)皇后初取环子与沈押班，令付勋曰……”(11)此处的宣和皇后即宋高宗生母韦氏，中宫皇后即宋高宗皇后邢氏。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北迁时，宋徽宗与韦氏、邢氏并不在一处，所以关于韦氏、邢氏之事是曹勋特意编造的(12)。另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述事项并非绝无可能，北狩的不同队伍之间可以时常交流(13)。笔者倾向赞同后一种意见。确实，据前引《北狩闻见录》，曹勋明确说，邢氏信物是由沈押班交给他，故而名曰“索”得。《宋史·高宗宪节邢皇后传》也说：“夫人脱所御金环，使内侍持付勋。”(14)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当确信韦氏、邢氏信物的真实性。同时，这可以从侧面辅证“即真之诏”的真实性。 要之，关于宋徽宗亲书“即真之诏”的史料可前后照应，亦有相关旁证相佐，其真实性很高。尽管“即真之诏”的史源主要来自曹勋，但相关记载前后呼应，可成自洽的系统论述，不似破绽百出、向壁虚构之言。而且，这也有宋高宗、李纲等人的言说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如果从北宋末年徽钦授受、两宫相争、靖康之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来看，本对钦宗不满又身处困境的徽宗，转而寄希望于赵构将其解救，也属情理之中。对于“太祖誓约”的真伪问题，刘浦江先生曾说过：“今人在没有任何史料凭据的情况下，随意推断这是曹勋、宋高宗或宋徽宗杜撰出来的故事，恐怕是不够慎重的。”(15)笔者以为，“即真之诏”亦当作如是观。尽管不能完全排除“即真之诏”由宋高宗、曹勋等人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伪造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尚未见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