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2-065-(10) 预警、化解、修复是应对现代危机的基本逻辑。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领域的活动是建立在事实性信息的共享之上，尤其是政府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提供和接收信息的双向互动，形成内部纽带，并展开协调性行动，从而生产公共物品以停缓危机。那么，作为社会信息枢纽的大众传媒系统，它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最核心的公共实践就是统筹和整合多元利益意见，通过公共信息达成公共理性，促成危机治理的集体行为。由此，治理视域下，大众传媒系统嵌入应急管理体系既具有清晰的理论逻辑，也具有现实操作性。其功能主要体现在：折射知识形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提高社会预警；反映观点的丰富性和诉求的差异性，提高决策匹配；促成社会舆论对主流价值的高度认同，提高行动一致性。由此，在信息整合和危机应对的双向过程中，公共传播的最终目标走向多元价值和政治主导价值之间的信息对称，从而形成具有长期社会效应的价值观公约数，即共识。 若以参与危机治理中发挥的功能作为治理属性看待各类媒体，当前它们并未很好地发挥职责功能。如何让它们既各司其职又协同运行，进而优化突发公共危机中的公共传播体系，修复社会创伤和巩固社会信任，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突发公共危机中公共传播体系的合理角色、梯度关系以及运行方向 突发公共危机与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高度相关，事关社会每位成员的福祉与利益。“社会成员之间只有团结合作，建构风险共同体，才能为成功治理风险奠定坚实治理根基。”[1]而这需要以“共识”的实现为前提，这也就意味着突发公共危机的治理高度依赖信息的流动和整合。对我国而言，突发公共危机应对的制度化设计体现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鉴于突发事件不确定性的增强对应急管理适应性的不断挑战，有学者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分为四代，指出在每一代的更迭中都更加强调开放性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2]。观照公共传播系统，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3年SARS之间，在第一代应急管理体系阶段，突发公共危机中的公共传播非常薄弱，呈现为“非自觉的间或传播”[3]。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我国建设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即第二代应急管理体系。也是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政府和各公共管理部门、新闻媒体逐步明确开启了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应急管理路径。这一时期，与第二代应急管理体系呼应，公共传播呈现组织管理视角下的战略性危机管理特征，借助大众传媒的“单向”传播优势来提高政府“非常规决策”的执行效力。但在突发公共危机中注重对舆论环境的营造，促成“共识”反哺“组织”的发展则相对滞缓。2013年起，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和方法论，第三代应急管理体系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以新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传播也已经成为撬动社会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根本指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驱动下，应急管理体系愈发强调“协同”，而现代信息技术活性对传播权力垄断的消解也使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空前增强。“组织”在传媒、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转向与社会公众的双向沟通和达成一致。由此可见，我国公共传播体系的结构演化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扩展更新是叠加并轨的。 由此可见，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公共信息传播谋求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社会公正秩序。尽管如此，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中，这一行动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暴露了出来。第三代应急管理体系在面对复杂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公共危机情形时暴露出其适应性的迟滞，更加优化的第四代应急管理体系被提出。当前，以非线性为技术主导逻辑的新媒体历史性地实现了传播载体的多元化。突发公共危机中的公共传播体系就是不同主体的信息持有渠道复合构成的治理网络。在该公共网络中存在着各主体传播的各种知识形态、思想观点、价值诉求，形成对公共事务的多元立场和态度。可以看到，一直作为“信息—决策”枢纽的大众传媒体系越来越强调将差异性共同体的情境性对话累积成公共价值的功能，形成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由此，突发公共危机中，优化公共传播体系可视为一种治理机制。“它旨在推动应急行动各方更好地沟通理解，引导多样化的意识辩论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4]最终，累积成核心价值认同的舆论“共识”表征，并成为作用于突发公共危机的有效化解和常态化风险预防的“稳定阀”。突发公共危机中，公共传播体系在治理取向的“共识”构造层面具有各自的功能和特征，危机治理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决定了公共传播体系各要素功能发挥的合理角色、梯度关系和运行方向。 (一)危机爆发期，“知识”信息系统对风险预警和谣言流言的干预功能 在突发公共危机的治理序列中，政府、公共卫生服务、技术支持机构等，以信息供给的权威性、专门性而处于“元治理”的位置。“从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科学性知识与社会性知识作用于风险感知过程的逻辑机理终须中介或桥梁将二元连通起来，以避免在无尽的分裂争斗中损耗能量，在零和博弈中消磨自身创新发展的潜力。”[5]在危机初始阶段，由于现代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与关联性，民众最迫切的是不断地去辨别关乎自身生命安全和健康知识的真伪与价值，相对欠缺的知识供给会引起社会不同风险的联动和群体对危机的各种猜测。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为病毒在变异和进化意义上的不可知性、疫情因区域和个体差异等多维原因导致的复杂动态性，与专业机构基于层级的权威性、距离疫情“风暴眼”的空间性等因素相叠合，导致病毒学、医学和流行病学等领域在疫情暴发初期对病毒的归类、传染性的判断和确认，以及传染路径的辨别等相关知识的供给相对于瞬间高涨的公共需求有明显的匮乏性和失准性。此时，“情境信任”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让专业知识参与突发公共危机“不确定性”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由此，在突发公共危机的爆发阶段，专业机构信息系统向社会提供一种“科学应对”的认知框架，直接关系到风险的识别和监控以及谣言和流言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