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95/j.cnki.cjjc.2023.05.006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边界渐趋模糊，个体文化身份呈现出去稳定化、混杂化趋势，这一方面加剧了多元文化间的对冲，另一方面也给文化间的理解、互鉴与交融提供了可能。因此，不同文化的“居间”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须重点关注的界域。节日文化承载着识别文化身份、民族身份的重要功能，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我们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你我皆是这个国家、这个文化中的一份子”。尽管在民族国家的维度上不同节日的形态各异，但各民族节日皆围绕着家庭生活、追溯传统、纪念先人等共通的价值意义，它们植根于人类共有的演进历史、制度文明和情感交流。由此，节日作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区域与“文化共通性”的联姻得以维系。 如今，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传播过程中不同主体间文化身份调适的冲突，而节日通过连接不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着联结共有文化身份、弥合文化身份边界的作用。孔子学院作为通过语言教学和开展文化活动进行中国节日文化国际传播的在地主体，选择关照其节日文化实践有利于解答我国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厘清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并构建我国跨文化传播整体性、前瞻性的实践脉络。 一、相关文献及理论回顾 (一)节日的“共在”及其跨文化相遇 “如果有什么东西同所有的节日经验紧密联结的话，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共同性，并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它的完满形式中的表现。”(伽达默尔，1975/1991：65)因此节日不仅是“被庆祝”的特殊时刻，还是形构“共同性”的“异托邦”空间。这种“共在”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缔造中，节日的众多参与者在同一过程中凝集了相似的身份体验和意义归属，也为节日的跨文化相遇赋予了沟通的可能。 从时间的角度看，节日因其时间的特殊属性唤醒对“共有”日常生活的回归。节日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时间，但同时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故而也有学者将节日称之为“时间之外的时间”(Falassi，1987：240-242)。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关于中世纪狂欢节的研究中认为，节日本是周期性的、是围绕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时刻，而在现代性和制度化的秩序下，周期性的时间为线性的时间取代，节日因而被框定为过时的和颠覆性的(转引自Islam et al.，2008)。因此，早期关于节日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包括而后20世纪兴起的，描述节日如何用于批判消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文化狂欢”(Anderton，2008)，都在试图通过节日唤醒共有的、田园牧歌式的、以及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被拒绝的知识”(Partridge，2006)，即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回归。 从空间的角度看，节日通过仪式空间统合地点与景观，经由各种身体活动、宗教仪式实现集体感、平等感和身份认同。传统媒介时代，节日仪式通过“庆祝空间”创造的集体共在，将参与个体凝聚成了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的“一个超有机的身体”(格尔茨，1973/1999：484-530)，这种节日缔造的“社区精神”在更具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中凝聚身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电子媒介时代，前后台界限的模糊使得节日空间进入到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言的“时空压缩”之境(哈维，1990/2013：340)，将多种文化空间压缩在同一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内，通过“空间再生产”塑造多元文化、多仪式场景“共在”的节庆空间体验(晏青，沈成菊，2021)。因此，虽然节日是以定期重返(wiederkehr)的方式被庆祝的，但这种重返有别于重复，它不只包含回顾，也蕴涵着变迁(刘广伟，单世联，2019)。 那么，当多元节日相遇，其在产生“碰撞”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使文化边界感的体会更为清晰。节日相遇后产生边界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预设了他者文化中的面孔、身体、时间和空间(Koefoed，de Neergaard & Simonsen，2022)，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社会话语和殖民想象等因素影响。不过，这种边界感亦可通过特定的节日事件来调节，节日事件通过感官编排使得人们关于节日的跨文化体验集中在有限的时间和地点内，形成了一种经由多种感官创造的“节日戏剧”(Ryan & Wollan，2013)。在历史的、情感的界限之上，节日相较于其他文化符号更具一种传播者和文化接触者之间的“文化共享性”(吴瑛，2013：26)，当不同节日跨文化相遇后，节日一方面成为同一文化内部建立和维护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成为不同文化群体间感知文化差异、体验“边界感”的文化媒介，形构了节日之于跨文化交流互动的可能。由此，节日与身份认同间的复杂关系需要我们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思考节日的跨文化传播。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身份与身份传播理论的引入 对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至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H.Erikson)的理论工作，埃里克森将身份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个人和群体两种身份合二为一的过程，并将文化身份置于个体身份的核心和不同个体“共同文化”的核心(Erikson，1968：30-34)。跨文化交际学者Mary Fong给文化身份下了较为具体的定义：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所在群体中具有共同意义的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行为系统的认同，即一种享有共同文化、历史、语言的行为规范和群体归属感(Fong，2004：6)。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则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文化身份的集体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观点与不同领域学者的观点相契合，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展(霍尔，1989/2000：208-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