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范式转换”，也是“本体论转向”。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再次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总是以某种“世界像”为前提，[1]同时具有一定的立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无疑为其研究转向和范式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韦伯(Weber，M.)曾深刻地阐释科学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导致科学立场和概念结构的大幅度的转变的不是特定的科学研究，而是周围的社会情境的改变。巨大的社会变迁改变了我们对于社会的基本意象和社会价值观，这反过来又导致新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或者新的概念和经验研究方法。”[2]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对过去与未来、挑战与机遇及国内环境变革与国际环境变迁深刻反思后的战略选择。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发展成就显著，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已迈上了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从国际来看，“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并未带来世界和平共荣，世界失序正在加速铺开。[3]与此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由接轨到引领的转变，从过去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型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动塑造者。[4]新发展格局昭示，未来的教育改革发展要积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需求，从对标、接轨西方的“教育现代化”，到以“中国方案”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功能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推动构建新型教育合作关系能力、参与世界教育治理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区域国别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区域国别教育研究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由此，澄明价值、拓展理论、范式创新，是重构区域国别教育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创中国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新局面的现实关切。 一、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教育研究的价值意蕴 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5]，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反映了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对于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区域国别全球知识的迫切需求。现代学术语境中的区域研究创生于美国。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虽与美国“知识社会学情境”的价值理念不同，但区域国别研究创生和演进之理中外相通，即都源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交往需要，既是一种知识性探索，又多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6]作为一门具有跨地域、跨文化和跨学科本质特征的交叉学科，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教育等均需纳入区域国别研究的范畴。[7]当前，学界公认区域国别教育研究与比较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和同质性。在美国比较教育学家莫尔曼(Moehlman，A.)、贝雷迪(Bereday，G.)的努力下，“区域研究”已成为比较教育学一种研究范式，日本比较教育学家马越彻则在丰富教育的区域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上取得突出成果。[8]本文中，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是以教育为对象的狭义的区域国别研究，[9]通过“多棱镜透视”对域外教育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学术性探索，旨在构建整全的域外教育知识体系的交叉学科知识生产领域。因而，在新发展格局下，有必要澄清区域国别教育研究的价值意蕴。 (一)区域国别教育研究为教育现代化提供新判别标准和多元参照系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组成部分。探索和实践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需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更需要跳出西方话语霸权和标准体系。长期以来，世界教育在西方现代化支配下，难以用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本国的教育现代化道路。新发展格局为区域国别教育研究者提供了质疑、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视域和文明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立场，来重新审视以西方教育现代化为依规的判别标准。有学者认为，“判别标准”的建立呼唤的是普遍性标准观照，其重建需要在自身和其他国家的互相透视、多维比较中明晰课题和解决方法，是从内面发生的努力目标。[10]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国别教育研究在新的价值立场上，能够逐步扭转因“西方化”的法则基准而被扭曲的对世界教育“异质性”“多元化”及其丰富历史变迁的认识，也能够在对不同区域、国别教育持续深入的了解、诠释和解释之中形成新的教育现代化判别标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也会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提供多元化参照系。在此之中，通过明他者的域外教育整体，来促进中国教育本原，形成深层次自明，进而镜鉴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向。 (二)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是形成教育高质量开放的智识基础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教育发展也需要应时而谋、顺势而为，构建多维、系统化、全方位的教育开放新格局；以多边主义原则和“真实亲诚”的理念，主动引领构建新型国际教育合作关系和教育治理模式。无论是新合作关系互动，还是治理模式构建，缺少区域国别教育研究作为基础和支撑，仅按照某种统一而非差异的“药方”，势必会在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交往中遭遇挫折，合作关系水平和治理模式的成效也无疑会“打折”。 区域国别教育研究以追求全面呈现和诠释教育特殊性为目标；它致力于解释特定区域国别教育现象的学理性研究，同时也是具有较强的实用取向和咨政功能的实践性研究。正因如此，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开展“有区域国别的区域国别教育研究”，①对特定区域国别情境中的教育现象进行“深描”，来全面理解不同社会对其教育形态的深刻塑造，进而明晰这一特定区域国别教育的优势、劣势及个性特征，以构建特定区域国别教育的“地方性知识”，形成对特定区域国别教育和文化的独特性理解。[11]一方面，可以畅通双边、多边在教育领域的对话渠道，更好定位教育共同发展的利益汇合点，提升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的影响力、感召力以及塑造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国在与不同区域国别建立合作时制定尊重特定区域国别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