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艺复兴开始，人类便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现代社会。在政治上，它通过权利观念的引入而缔造出现代性的国家；经济上，它通过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联姻而使市场经济初露端倪；在生活方式上，城市取代农村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中心，由理性意志主导的都市法理社会取代由自然意志主导的乡村礼俗社会。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拉开了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序幕，那么发生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则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自此，中国社会开始了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而中国教育也在这种变革中开始了自身的现代化历程。由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教育现代化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教育图景，它既表达着当下与过去在时间上的断裂，更呈现出现代与传统在价值上的颠覆。然而，这种教育现代化自一开始便是以西方为模板的教育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基本上被等同于西方化。传统完全被视为腐朽、静止的僵死之物而被摒弃。然而，离开传统的教育现代化只是基于经济和技术发展而形成的物质性现代化，是丧失传统根基之后缺乏灵魂的现代化。今天教育面临的问题固然多样，但其根本问题乃是传统退隐之后的精神蜕变。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亟需传统的回归，并基于传统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一、新文化运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原点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虽然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便通过“中体西用”的方式引进西方学制、建立新式学堂，以改良中国传统教育，然而至新文化运动时，“传统教育在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弊端并无根本改变”(孙培青、杜成宪，2009，p.381)，对此陈独秀说：“我们中国，模仿西洋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陈独秀，1917)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之名重估一切价值，并用新思想、新文化取代旧伦理、旧政治、旧宗教、旧艺术。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以“改造青年之思想”为天职的“人的运动”。1919年5月4日，在强烈的耻辱感和愤怒情绪中爆发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达至顶峰，被称为“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周策纵，1996卷首题词)。新文化运动的理想是多重的，现代的科学、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变革、价值的转型、传统的批判、人性的改造等均成为其追求的目标，诸多的诉求共同指向一个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因此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启蒙运动。但对中国社会而言，尽管政制、科学、工业等显得迫在眉睫，但只有人的现代化才是根本和最终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现代性的中国问题就成为如何面对传统从而完成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要改变国民的奴性状态和家族观念，形成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具有现代意识的新人，反思国民性、培育“新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也使教育之于新文化运动有了更为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一)现代性启蒙的中国问题：面向传统的伦理改造 现代性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现代性展开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面向黑暗时代的精神启蒙的过程，现代性启蒙表达的就是光明对黑暗的驱赶。然而，长久的“洞穴”生活使人们丧失了对光明的欲望，对光明变得无知，甚至遗忘了光明的存在，反而沉浸于被黑暗世界所强加的偏见与迷信之中。因为无知，行动完全依从于黑暗的戒律，并将这种心灵之外的戒律作为自我内在的声音而信奉和痴迷。生活于洞穴中的人们处于心灵的自我奴役状态，没有对生活规则的反思，没有对日常遵循的戒律的质疑，更没有对造就这些规则的外部力量的批判。而启蒙就是要把人们从沉寂的黑夜中唤醒，从这种精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时代性、普世性和公共性的现世精神。启蒙精神借助于理性、自由、科学等价值使人们获得永恒的真理和普遍的解放。自此，这个世界不再是神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人自身决定并创造着生命的意义，对真理的探索取代了对上帝的盲从，对民主的向往取代了专制霸权的奴役，对幸福的追寻取代了对救赎的渴望。 然而对中国而言，自一开始就面临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问题。西方的启蒙是在自身文化之内的自我反省，它崇尚人性却并不反对信仰，批判传统却又根植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启蒙在战火中开启、在屈辱中前行、在革命中磨砺、在运动中塑造，这一切都使新文化运动肩负着太多沉重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太多的现实困难。 国家的困境使新文化运动自一开始便怀着改变现实的强烈冲动，因此在价值的选择上不可能完全遵照西方的逻辑，欧洲的启蒙运动经历了理念的长期沉思和观点的充分辩论。这种漫长的思想酝酿使欧洲首先经历了民众的觉醒，然后才是社会的改造，随后形成以个人理性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托、以自由平等民主为价值的现代国家。对中国而言，现实并没有给国民的觉醒留有充足的时间。革命虽成，帝制仍存，国虽共和，民未觉醒。反帝、反封建、反传统，“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陈独秀，2013，p.183)，从而使中国快速地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标。同时，能够对国家的富强有直接助益的民主和科学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诉求的首要价值选择。 无论是救国还是新民，无论是发展现代科学，还是建构现代民主政治，无不需要对传统进行解构。2000多年的历史使儒家文化早已融入中国普通民众的血液，而且儒家不同于西方宗教之处在于，宗教所禁锢的乃是人们的精神世界，现代性启蒙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的真理为宗教祛魅，让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而儒家自一开始便将自身定位在凡俗的世界，并将生活世界作为其唯一发挥作用的场所，从洒扫应对到私塾乡约无不渗透着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响。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民众进行了深度的融合，知识精英所感受到的文化认同危机并没有在普通民众心中产生太多的波澜。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精英企图为中国再造一个观念世界就变得步履维艰，现代性启蒙之要务就必须要批判旧传统、否定旧文化，并以新观念改造旧传统，改造国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