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23)02-0082-15 “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用于歪曲台湾历史的重要工具，对于其定义，不少学者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如陈孔立认为：“台独史观”是一种政治主张，强调“台湾主体”，目的是“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庸’的认识方式”，“脱中国化”，他们主张“把台湾史作为国史”，“中国史作为外国史”。①李细珠指出：“台独史观”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使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把中国史看作外国史，把历代在台湾统治的明郑政权、清朝政府与国民党政权看作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样的外国政权，其政治企图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②“台独”学者陈芳明则毫不讳言地表示，“台独史观”就是服务于“台独”理论建构的历史解释：“如果说，“台独”理论的建立必须透过历史解释来澄清，那么，我的一些研究工作诚然符合了建立“台湾独立”理论的要求。”③总之，“台独史观”是一种通过理论建构与实际论述等各种手段，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裂出去，抹杀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历史认同的史观，其目的是用所谓“台湾认同”取代中国认同，以实现其“台独”政治主张。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如今的“台独史观”已经形成了自己惯用的一套理论体系和叙事手法，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压迫与抗争”为主题的“民族叙事”，即通过各种手段，将台湾历史渲染成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塑造“中国人”对“台湾人”而言是“他族”乃至“敌族”的形象，以建构“台湾国家民族认同”。“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演变，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1662年至1683年，是台湾历史上的明郑时期。1662年，民族英雄、明郑政权领导人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这是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反殖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在明郑政权的支持推动下，大批大陆军民来到台湾，成为建设当地的主力军，这大大推动了台湾的早期经济发展与两岸之间的往来交流，为清朝时期的全面开发奠定了基础。郑成功也因此成为台湾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之一，深受台湾人民敬仰。而史学界对明郑台湾史的传统论述，亦多围绕着“收复台湾”“开发台湾”这两大视角展开，强调明郑时期在台湾史乃至整个中国史、中华民族史上的重要地位，赞扬郑成功等人的历史功绩。如台湾史上第一部通史类著作，连横的《台湾通史》便称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使“台湾复为中国有矣”，“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东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然则我台人当溯其本，右启后人，以毋忘筚路蓝缕之功也”。④同时，该书也高度评价明郑对台湾的建设，表示“当是时，布屯田之法，励垦土之令，徕避难之民，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弹丸之岛，收亡国，拥诸王，奏群贤，建幕府，以与清人为难，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⑤但正因为明郑台湾史的重要性，“台独”分子也将其视为“台独史观”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极力采用各种手段歪曲这段历史，以服务于其“民族叙事”建构。 一、“民族叙事”的建构：“外来殖民政权论”下的明郑台湾史 1962年，“台独”分子史明所著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在日本出版，该书是第一部运用“台独史观”写成的台湾史专著，对于“台独史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史明自称撰写该书的主旨，就是要“站在四百年来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⑥一方面，在史明眼中，台湾史就是台湾“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历代统治者都是残酷压迫奴役台湾人民的“外来殖民政权”，明郑政权也不例外。他指责郑成功等人“一贯保持着政治亡命国外的心情和姿态，老套死喊‘归还中国’”，“把统治台湾当作只不过出于一时战略上所需而已”。因此，明郑政权“继承”了荷兰的殖民统治，“从台湾开拓者与‘原住民’手上剥削很多血汗的果实”。⑦可见“郑成功及其一族，从台湾社会发展来说，乃是跟荷兰人同样，其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外来的殖民统治者而已”。⑧史明更进一步宣称：就是这种“殖民统治压迫”，促成了“台湾民族”的形成： 但是在本质上“原住民”和汉人，由于共处在被殖民地压迫的共同命运之下，并且，起初就有了相互结合的因素存在着，所以，经过四百年的历史演变，现已在意识上、社会存在上，成为“‘原住民’系台湾人”和“汉人系台湾人”，共同构成着今日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台湾民族”)。⑨ 另一方面，史明还提出了所谓“台湾开拓者社会”的概念，认为早在荷据时期，“在人种、社会制度、统治政策的各方面上，与中国统治阶级不同的荷兰人统治之下”，台湾逐渐诞生了一个“以汉人开拓者为主要成分的新殖民地社会”。⑩明郑政权则“一贯继承荷兰人所留下的殖民统治遗制及土地制度，君临于既存的开拓者社会”(11)，所以“开拓者社会在数量上渐趋增加，同时在质的方面，也一步步地充实起来”(12)。史明还特别强调，这个社会“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的延长，更不是其部分性的存在”，而是一帮“和中国大陆完全断绝了联系”的移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规划出来的原则和规范之下，着手组成新的集团生活，导致‘台湾开拓者社会’的诞生，也就是‘台湾民族’创世的端倪”。(13) 如上所述，史明对明郑政权的论述主要分为两点：一是将其定义为与荷兰、日本等同的“外来殖民政权”，与台湾人民之间是“压迫与抗争”的关系；二是认为它“继承”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将台湾社会变为与中国社会不同的“新殖民地社会”。而正是这两点导致了“台湾民族”的形成。这类“民族叙事”建构，也是史明的“台独史观”之重要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