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也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以土地税（包括田赋以及依附于土地的户税与丁税）为主、商税（包括关税与市税）为辅的税收制度，因此对土地税的征收管理是古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政策性减免土地税和税收优惠也是古代统治者最常用的惠民、救灾手段。宋代包拯揭示征税舞弊案和清代福崧揭示句容县吏税银舞弊案，正是揭示税收优惠政策歪曲执行、田赋征管过程中舞弊贪腐的典型案例。 一、案例基本情况 1.宋代包拯揭示税收政策执行舞弊案。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包拯时任监察御史一职，他在巡察京城汴梁附近的陈州（今河南淮阳）时发现，由于天灾粮食歉收，朝廷批准将原先夏税征收的大麦、小麦等农产品改为折价征收现钱，并允许纳税人自主选择是交纳农作物还是折合现钱，这样既可以减税，也可以避免“无粮可交”，是一项灾年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陈州官府在政策执行中却翻倍折价，并额外加运输费、损耗费，将减税变为增加了近两倍税款。包拯进一步调查发现江淮、两浙各州县也存在类似做法，为此他连续向朝廷递交四份专题报告，得到宋仁宗重视，促使宋仁宗下令对这一篡改歪曲执行减税政策的行为进行了纠正。 2.清代福崧揭示句容县吏税银舞弊案。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福崧调任江苏巡抚，按照惯例兼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职，因此除地方政务外还负有监察、审计的职责。福崧上任后审查接管的文卷账册时发现，一份调查报告中指认句容县少数几名税吏拆封侵吞少量税银。福崧对报告分析后认为该调查结果存在异常。按照清代严格的税收征管程序，税银是由纳税户自己包好封牢，投入银柜，再由知县亲自拆封验收，纳税凭证与纳税册、存根核对无误后，才能发给纳税户纳税凭证，这个过程中的各环节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这份调查报告中声称的少数几名税吏私自拆封侵吞税银而知县和其他县吏却毫无觉察的情况不符合常理。 据此，福崧敏锐意识到句容县赋税银征收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随即命令负有审计、监察职责的江苏按察使等赶赴句容县，彻底清查该县历年赋税银收入，令其将每一笔税银收入都认真核对清楚，同时奏请朝廷解除句容县知县王光陛的职务，以便顺利进行审查。福崧向乾隆帝奏明情况后亲赴句容县与监察官员一同彻底严查，揭示出该县长期上下合谋侵吞巨额税银的重大贪腐问题。最终主犯孙乾三等八名贪吏被判处死刑。江宁知府等多名上级官员被发配边疆，先后担任过句容县知县的十位官员均被追究责任。 二、古代税收舞弊监督特点评析 （一）当朝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督办案件 当国家征税方面出现严重舞弊问题时，励精图治的宋仁宗和清乾隆帝并没有视而不见或采取消极策略，而是积极地下达命令进行纠正，委派当地级别最高官员直接推进案件清查工作，并明确追究当事人责任。包拯连续就查出问题向朝廷递交专题报告，宋仁宗获悉情况后，即下达命令对税收征管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福崧向乾隆帝奏明：“案关重大，臣于是日起程，亲赴该县督同司道等彻底严查，务将侵吞各弊，逐一究明。”皇帝随即准奏，令巡抚福崧亲赴句容县督办此案，最终查出侵吞税银、税粮共计银一万余两的“小官大贪”案，并将腐败链条的上下官员一并问责，查办、处理、问责力度较大，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威慑力。 （二）对关系民生的税收领域问题敏锐度高，能够揭示苗头性问题、区域性风险和隐蔽性强的窝案线索 一是及时向上报告朝廷税收惠民政策被歪曲执行的苗头性问题和区域性风险。宋代陈州的灾年“税粮折现”政策，原本是根据灾年粮食歉收情况赋予百姓的纳税物选择权，避免强行向农民征收粮食，造成百姓无粮可交、官府所收非所需等问题，是一项旨在惠民赈灾的变通方法。然而，随着财政收支状况的恶化及政治腐败，“税粮折现”政策演变为变相增加税额的手段。通过把“可折”变为“必折”，取消百姓的选择权，再通过压价低估折变物、官吏垄断定价、增收运输和损耗费等，变相增加实际税收额。“税粮折现”惠民政策被扭曲执行，造成百姓赋税负担加重、部分官吏中饱私囊，更是极大消耗了朝廷的威望和公信力。包拯发现这一问题时该现象已经区域性扩散，如果不及时妥善应对，甚至可能导致发生民变。面对如此违法征税行为，包拯以《请免江淮两浙折变》为题，连续向宋仁宗递交了四份专题报告，如实汇报了江淮两浙官府非法征税的有关事实，并指出了这样加重赋税的严重后果：农民交纳不起税款，必然要逃亡，农民流亡不仅会造成农田缺少劳动力耕种，还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二是敏锐揭示税收征管舞弊造成的“小官巨贪”问题。福崧到达句容县后，彻底清查该县历年赋税银收入，查清县吏等八犯共侵吞税银七千八百八十两五钱，还侵吞税粮八百二十石，折算起来，共计侵吞税银、税粮银一万余两。这种持续贪污、官吏分肥、伙同舞弊的行为，由于上下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互相包庇造假的作案手段完善成熟，极难发现。福崧看到的那份调查报告，正是窝案主犯应对举报调查的惯用手段，即抛出一两个问题轻微的同伙作为挡箭牌，掩饰背后的合谋大案。而福崧熟悉税收征管机制，敏锐看出了表面问题与机制的矛盾之处，从而发现了隐蔽多年的“小官巨贪”窝案，是对贪腐分子的极大震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