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成在上海败在上海 曾为江苏南部苏锡常等地区乡镇企业津津乐道的“船小好掉头”或“船大抗风浪”的发展模式，在这几年市场结构性需求不足的矛盾面前同样遇到了巨浪冲击：产品积压、资金缺乏。 其实，苏南模式的形成，造就了今天的结果。在改革之初，虽然上海是计划体制严格控制地区，然而，上海国企同江苏、浙江等地乡镇企业的多种方式经济关系却迅速发展。许多国企开始寻求降低加工成本的边际创新，把平价的原材料、二手设备转给乡镇企业使用，通过苏南这些乡镇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和低劳动成本来降低加工费用。 正是“拾遗补缺”，苏南一些乡镇企业产业、产品结构和城市工业结构雷同较多。在卖方市场条件下，苏南乡镇企业由于依托上海和当地的资源，获得超常速发展，不仅经济总量占当地2／3，而且在产业层次和行业分布上跃上新台阶。可买方市场来临后，低水平、产业结构雷同的“铺摊子”式重复建设，使乡镇企业付出了沉重代价。乡办钢铁企业生产的钢锭、线材堆积如山，服装企业不少关门大吉。习惯于商品经济的乡企，如今在市场经济中却为找不到市场而搔首烦恼。 温州：四体一位露峥嵘 和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模式特征是“小企业、大市场、弱政府”。温州人拥有传统永嘉学派的商业文化、善于经商的人力资本和“轻、小”的工业结构三大优势，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的市场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由于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和苏南模式相比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和生命力。在广义上温州模式所涵盖的范围已经包括了整个浙南地区。 农业部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研究员温铁军通俗易懂地分析认为，温州工业化初期的国有工业几乎是空白，不可能借助于国家原来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时所形成的一套制度和经验，惟一的资源就是经商人才。所以，浙南在工业化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 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列举了万向集团的“了不得”：万向集团仅去年就上交税金5000多万元，而1980年万向集团所在地萧山市全年税收才500万元；一年发给农民的工资就是1亿多元；企业规模日趋扩大，现有员工7000多人。 这种“了不得”，折射出温州模式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这种“了不得”更说明：乡镇企业在温州模式中所占地位，已远远大于人们观念上的民营企业，不论从资本还是规模。 无可否认的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一样不少都采取了“家庭式”的管理方式，这显然不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应该在保持乡镇企业自身特色的前提下，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 珠三角：外来植入后居上 同苏南、温州（及浙南）乡镇企业相比，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 珠江三角洲原有经济组织欠发达，缺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工业基础或依托、高科技人才优势，但计划经济体制对其控制原本就弱，一旦迅速开放，让外部有活力的经济组织进入，就可有效地启动改革。况且珠江三角洲同海外具有天然便利的人文、地理优势，外部组织引入型的突破式改革既易行，也能产生后发居上的效应。 合资、股份制使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如虎添翼，而采取名牌战略走专业化、多元化经营之路，是他们以此对应已结束了短缺经济时代的市场的又一关键招术。同苏南等不少乡镇企业借别人的牌子、推销自己产品起家不一样，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品牌意识似乎更浓厚些，否则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广东格力、万家乐、美的等驰名品牌。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显眼的也是他们惟一缺憾是产业结构问题。许多乡镇企业是承接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及港台产业转移时退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主要集中在家电、燃气具等行业，由于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风险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