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5；B9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3)02-0085-11 一、引言 近年來，抗戰時期在華傳教士的反戰言行漸為學界關注。安軍傑、徐炳三討論了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傳教士發表的和平言論，認為全面抗戰前反對基督徒武裝抗日的意見在傳教士群體中佔據主導。克拉夫特(Stephen G.Craft)、王淼分析了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傳教士的政治態度，指出雖然多數人嚴厲譴責日本侵華，但並不主張以暴制暴，而是試圖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中日危機。①上述成果討論的多為傳教士對基督徒的建議和要求，大都限定在基督教界內部。也有學者則注意到，一些傳教士曾呼籲歐美放棄孤立主義政策，在經濟領域而非軍事上抗衡日本，但相關討論語焉不詳。②有鑑於此，本文擬以傳教士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為中心，試從政治層面探討全面抗戰期間反戰傳教士的和平方案及對日主張。釐清相關問題，有助於揭示戰時在華傳教士群體的政治取向和潛在影響，豐富學界對該群體參與世俗活動深廣度的認知。 貝德士係美國基督會傳教士，1897年出生。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20年赴金陵大學執教。初任職於政治系，後長期擔任歷史系主任。1933年夏至1935年夏赴美進修，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重返中國後，除1941～1945年被迫離華外，多數時間均在南京工作，直至1950年撤離大陸。此後在紐約協和神學院潛心學術研究，1965年退休，1978年去世。南京淪陷後，貝德士曾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最後一任主席，與中外同仁共同保護並救濟了近30萬難民。貝德士曾留下大批揭露日軍暴行的檔案，這使他一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人物。不過，學者們往往借貝德士聚焦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而極少討論其和平主義思想。③ 貝德士是一位典型的反戰傳教士，他參加過唯愛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扶輪社(The Rotary Club)、美國情報委員會(The 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等多個國際組織，其中唯愛社最能體現其和平思想。唯愛社是英國公誼會傳教士霍德進(Henry Theodore Hodgkin)創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跨國和平組織，在20餘國建有分社。該組織主張用愛來克服邪惡，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和暴力。④貝德士是南京唯愛社的骨幹成員之一，也是“唯愛”理念的堅定支持者。自九一八事變始，貝德士就在為達成中日和解而不懈努力。比如1931年12月，貝德士致信蔣介石，呼籲中國政府依靠國際力量、通過對日談判解決危機；1935年11月和1936年4月，貝德士與中外同仁共同編撰《對日政策備忘錄》和《對日政策建議》，再度抛出中日和談方案，呈交多位國民黨政要；1936年1月、1937年3月和6月，貝德士三度訪問日本，試圖以基督教為紐帶調和中日關係。此外，貝德士號召中日基督徒互訪，希冀通過民間外交緩和中日矛盾。⑤雖然盧溝橋事變使其和平計劃成為泡影，但貝德士及其同道並未放棄絕對和平原則，而是根據形勢發展提出解決東亞衝突的新方案，這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需要指出的是，貝德士是相關和平方案的制定者，但並非唯一的制定者，而是製作團體中的一員。因此，本文雖然以貝德士為中心，但討論對象並不限於貝氏一人，而是與貝德士有著共同政治取向的傳教士群體。這一處理方式，意在將個體與整體相結合，最終凸顯和平思想在反戰傳教士群體中的普遍性。另外，本文的關注點主要在於反戰傳教士在世俗層面的和平主張，暫不涉及他們的宗教和平主義哲學及闡釋。 二、經濟抵制日本的強烈呼聲 貝德士在經歷了日軍對南京的瘋狂進攻和殘酷暴行後，於1938年11月29日向母國教會發出一封通函，其中有如下詞句：“南京美籍和平主義者在生活中面臨的諸多嚴酷現實之一，就是連續數百天親眼目睹日本轟炸機在頭頂上蜂擁而至。幾乎所有的飛機都使用美產燃油，有些飛機還載有美制裝備。江面上，美產燃油驅使著大批日本軍艦；公路上，行駛著數以百計的日本軍車，清一色的美國通用公司和其它美國廠家製造。”他指責美國在事實上成為日軍侵華的幫兇，呼籲其放棄孤立政策，終止與日本的經濟往來。⑥這一通函表明貝德士和平思想已然發生轉向，此時他不再寄希望於中日和談，而是號召西方國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斷絕日本侵華的經濟來源，從而實現東亞和平的目標。貝德士以美國情報委員會為依託，與諸多同道一起為此大聲疾呼。 美國情報委員會成立於1938年10月，是由一群在滬美國人組成的民間抗戰宣傳組織。該會主要聯絡人為著名傳教士貝德士、周以德(Walter H.Judd)和畢範宇(Francis W.Price)，⑦核心成員包括門徒會的馬克思(Edwin Marx)、美以美會的巴爾夫人(Mrs.Ruth Barr)、伊達梅因夫人(Mrs.Idabelle Main)、女青年會的耿麗淑(Talitha A.Gerlach)、滬江大學教授海波士(John B.Hipps)、東吳大學教授魏廉士(M.O.Williams Jr.)、澳大利亞作家弗雷恩(Hubert Freyn)、《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John B.Powell)等，其中大多數是傳教士。⑧美國情報委員會於1939年2月15日向美國公眾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圍繞自身宗旨提出三個核心觀點： 第一，日本侵華給世界帶來嚴重後果。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社會文化、價值觀等方面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日本國內自由主義也遭到壓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歐美在華僑民遭遇搶劫和財產破壞，損失巨大。日本壟斷了對華貿易，淪陷區正常的商業活動幾近停滯。日本侵華損害了國際道德準則和國際條約的權威性，國家間的安全、信任、善意和理性有所減少，恐懼、猜疑、仇恨和迷信武力有所增加。日本將本國的政教模式移植到淪陷區，損害人格尊嚴和自由正義，也不利於基督教的發展。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