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兼文武: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干部军事化

作 者:
宋弘 

作者简介:
宋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战争局势的变化,号召“干部军事化”,强调干部要学习军事,学习在战争环境下坚持生存的技能。不过,虽然有干部积极学习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但有的干部不愿意学习军事,认为与军事相比,政治、文化的力量更强。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军政结合,主张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互通互学推动革命发展,不断加强干部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干部军事化,最终导向政治,导向民心,成功避免了过度军事化等问题,体现了一个政党在战争状态下成熟的斗争智慧。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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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抗战时期生存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阐释。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政策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是“干部决定一切”①,如何使党的干部适应战争,在战争状态下领导根据地生存与发展,始终是其面临的问题。②

       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干部军事化。这里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干部、军队政工干部、机关干部等非军事干部;所谓“军事化”并非仅指参加战斗的行为,而是更强调在战争状态下生存、坚持的能力。③需要说明的是,中共领导人的报告和文件中有时称“干部军事化”,有时称“党员军事化”,有时称“党员干部的军事化”“党员、干部军事化”,也就是说其并非仅针对党员,而是强调所有干部提高军事素养。④不过,干部军事化并非单纯的军事取向,而是政治化的军事化,与中共一直强调的“讲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从而避免了过度军事化现象。

       鉴于此,本文主要选取在晋察冀、太行、晋绥、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任职的一些干部,如刘荣、李钟玄、王恩茂、景晓村、陈赓、高鲁等作为分析样本,重点探讨干部军事化的提出、实施、影响及其与政治化的关系。⑤

       一、干部军事化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始终与武装斗争的强弱密切相关,“我们愈善于领导和掌握武装斗争,则我们党愈能发展、巩固,革命就愈接近胜利;反之,我们党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革命就要失败”。⑥因此,形势越危急,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要求越紧迫。干部军事化是加强武装斗争的重要内容,体现出中共始终注意把握历史时机,推进革命进程的政治智慧。

       干部军事化的说法最早出现在中共六大。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党员军事化问题。他强调在革命新高潮到来之际,党应起中心、领导作用,党员要积极学习军事。⑦刘伯承在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中又对党员军事化做了具体解释,即学习使用现代武器和旧式武器;学习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学习一些战争中的技术,如造炸弹;学习武装“暴动”的策略。⑧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党员军事化的通告,强调大部分党员因为不易得到军事教育的机会,缺乏必要的军事能力,而暴力已经“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手段”,因此,不仅在斗争艺术上要靠善于运用军事争得胜利的前途,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充分的军事化,以便能敏捷迅速地处理问题。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通过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党组织与根据地政权。一些地方组织曾提出党员军事化的口号⑩,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也提出,“在今后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及干部的战术素养”,“改变过去一冲的办法”。(11)不过,由于中共力量发展相对顺利,干部军事化问题在当时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武汉会战后,日军出台《(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强调要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和“自主”地建设。(12)1941年,日军在华北发动“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如在冀中根据地,截至1942年,日军凭借1753个据点与碉堡将冀中分为2670个小块。对于这个局势,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打开冀中地图来看,就象一张极不规则的棋盘,满布着象繁星一样的钉点;又象一件破衣,上面有无数的补丁,还有无数的小孔和裂缝。”(13)在山东根据地鲁西军区的昆山县、张秋县一带,1941年起,日军同样采取建立据点与碉堡的方式,将昆山、张秋一带分割、封锁,形成“五里一碉,十里一堡”的“格子笼”,昆、张地区的日军宣称:“八路进入昆张,就等于虫子被缚于蛛网。”(14)严峻的形势对干部军事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干部军事化程度不高。这首先表现在华北根据地一些基层干部军事知识与能力不足。如1938年贾庄战斗中,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有的干部“不知多少米远为冲锋出发地”,“八连离汽车仅百米远左右,但说敌人火力封锁了不能冲锋”,还有人“认为开阔地不能冲锋”。(15)1941年以后,干部的军事能力也未得到根本改变,一些干部对军事不愿过问。如时任山东军区清河军区政委景晓村(16)谈到,“过去几年来,因单纯负责地方工作,所以对军队中的事情很少过问”,“加之自己的对战争的观念不强,所以与军队工作就愈发隔离了。由于隔离,所以对军队中的事情也愈不了解”。(17)山东抗日根据地清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夏戎也表示自己对部队的事不愿过问,不愿意接近部队,不愿和部队在一起,由此形成了战争观念不强的问题。(18)再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学习军事或躲避战争。如太行区某县委干部声称,“咱们是不懂军事的,反正扫荡来的时候跟着人家走就算了”;有的民兵党员,不敢打枪,获得了“枪架子”的讽刺称号;还有少数干部、党员领导民兵埋枪的现象。(19)有基层干部曾感叹,“不懂军事,毫无军事常识,不能够在战争中生长,总支书军事差,不仅自己牺牲,而且使部队遭受到无谓的损失”。(20)

       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干部军事知识与能力不足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如在山东根据地,有些地区党员的战斗伤亡超过50%,甚至凭着党员的英勇蛮干,而遭受一些不必要的牺牲。(21)在晋察冀根据地,刘荣记到,许多干部由于不懂军事而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牺牲,在临阵时干着急没有办法。(22)战争不是游戏,具体到参加战斗的当事者,过硬的军事能力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军事化程度直接关系其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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