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3)01-0075-10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实施的重大方针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部分学者基于翔实的史料指出：华北根据地在落实减租减息政策的过程中遭遇了强大阻力，并导致减租政策仅在抗战后期得到贯彻，减息政策更是由于“借贷困难”，被迫实行了妥协、调和的执行方法①。这些研究成果呈现了党在华北根据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艰难历程，但仍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部分学者已经发现，抗战后期减租政策的广泛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党改变了推行这项政策的方式，特别是转变了具体斗争策略[1]。然而已有研究囿于“理”的解读，疏于“情”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减租斗争的复杂性与解释力。本文认为，减租政策在华北根据地的执行程度，同党的情感动员②成效直接相关。需要强调的是，情感动员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党的组织、宣传等政治能力，也同工作环境密切关联。本文立足全面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华北根据地的减租斗争，剖析党情感动员的运作机制，以及根据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的认同过程。 一、1944年前的华北减租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统一战线，就如何贯彻减租政策持高度谨慎态度。1938年初，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明确指出：“应该切实避免采用斗争的手段，应该采用协商调节及仲裁等方式为主，去达到群众要求的被承认，去达到工农群众与地主资本家双方的同意与妥协。”[2]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解释减租政策时，更直接称其是一个“消极办法”，并强调，“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的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而对地主财主和好，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3]。之所以在部署减租工作时如此强调地主的感受与利益，有其因由。一方面，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便领导实施了东征战役，这虽扩大了党在华北的影响，但却并未实现在黄河以东建立根据地的目标，故对于刚刚开辟的华北敌后根据地，党必然是倍加珍惜；另一方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实行过激土地政策导致新建根据地迅速夭折的教训，也会使党更加小心处理同地主的关系。 当然这一时期，党强调照顾地主的感受与利益，绝不是放弃执行减租政策，置农民于不顾，而是希望通过减租工作，既能团结地主，创造有利的敌后发展环境，又能减轻农民负担，发动群众抗日。党所要极力避免的是，在根据地尚不巩固、八路军实力又十分弱小的情况下，以剧烈阶级斗争的形式推行减租政策。如此看来，在全面抗战初期，依托政策制定、干部层层推进等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显然是落实减租政策的更好选择。然而事实证明，经由上述方法，除了各根据地的小部分中心区域外，绝大多数地区均无法落实这一政策。导致行政手段受阻的原因是复杂多重的。首先，地主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轻易将被褫夺的利益转嫁给佃户。华北根据地初创时，主要实行“二五减租”，即“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4]，地主却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法令条文细密研究，找空隙进攻”[5]，“当我们还没有提出减租政策的时候，便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每一个佃户的原租额上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6]。然而，曲解政策仅是地主依靠经济优势欺压农民的常规手段，通过“夺地”使农民彻底丧失经济来源才是地主对抗减租政策的杀招。农民由于坚持减租而被地主收回土地，最后被迫逃亡他乡乃至家破人亡的例子并不少见。 事实上，各根据地对地主可能凭借经济优势逃避减租的情况并非全不知情。各地制定的减租条例，多明文规定地主不得在未经佃户允许的条件下，随意转租土地，并制定了处罚违规地主的细则。然而由于当时华北根据地尚未实行深入的政治改革[7]，相当一部分基层政权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使得地主更加肆无忌惮地违背减租法令。 除了经济、政治层面，地主还对农民实行牢固的思想统治。即便到了1948年，刚解放的华北农村仍给美国记者韩丁留下了如下印象：“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着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8]这种思想统治，除了具有稳定性特点外，还有很强的隐蔽性，也使党很难通过出台政策等行政手段，破除减租的思想阻力。一线干部也在实践中体会到，同政治改革相比，解放思想的难度要更大[9]。 倘若把减租政策比作一个农民、地主各置一边的天平，它的本意是让农民与地主在经济上保持一定的平衡，即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地主又保有一部分收益。但在全面抗战初期，地主阶级在多方面占据优势，天平明显偏向了地主一侧。这种现实情形也使各根据地认识到，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难以贯彻减租政策[10]。中共中央释放转变减租实施手段的强烈信号，是在1942年初。这年1月28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率先指出，“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11]。一周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更是强调：“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12] 党之所以在落实减租政策上由倡导避免斗争转向支持斗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从大背景看，相比于全面抗战初期，党的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在华北建立了相对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曙光浮现的形势下，党希望通过落实土地政策，“藉此争夺民众以图未来”[13]。二是经过多年实践，党对如何开展减租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首要一条便是非经过“斗争”不可。刘少奇是当时党内提出以发动群众的方式推行减租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1940年华中根据地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减租运动。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赶赴延安，途经山东、晋西北等根据地时，多次讲述华中地区开展减租运动的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就是减租必须依靠发动群众的形式，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14]。这一指示对华北根据地开展减租运动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区开展起来。”[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