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势力的幻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民国四老的权势兴衰

作 者:

作者简介:
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四老”之称。四老在党内有较深的资历,且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地位与身份具有“党统”的象征性,同时四老大多系党内文人精英,其超然态度也代表了某种道德势力,从而使其在党内党外均有一定的发言地位。四老因在宁汉对峙中拥蒋而崛起,亦在国民党左右之争中不断提升权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四老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拥蒋的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借势推行各自的主张,并扩张权势。四老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最终四老中只有紧随蒋介石的吴稚晖得以保有尊荣,其他三老则先后见弃。四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四老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1-0123-16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商山四皓”之称,并列为四老,在晚清同盟会时期即不同程度赞助或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四老同为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党统之争中,四老被视为始终支持蒋介石的政治势力。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四老亦为蒋所倚重,在政治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既有研究大多从四老与蒋介石关系的视角立论,相对忽视四老作为一种势力,其特有的权势资本及其兴衰的历史过程。①从国民党派系政治的视角出发,四老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具有连带关系的联合体,之所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主要是其存在时间较短,是否是一个团体也还有疑问,当然更重要的是其并非与蒋对立的派系,同时也非完全意义上的拥蒋派系,而是在拥蒋派系尚未成型的过渡期蒋所倚重的一种政治势力。正因为此过渡期较短,随着蒋介石地位的稳固与拥蒋派系的逐步成型,四老的权势衰变亦在所难免。同时四老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实际在理念、利益上均有歧异,既往研究大多侧重整体或个别元老,对于整体的连带作用与各人的自主性重视不够。本文主要利用与四老相关的个人日记、书信、年谱、回忆录及报刊资料等文献,试图梳理“民国四老”作为一个特殊势力崛起的缘由及权势兴衰的过程。

       一、在宁汉对立中拥蒋与四老的崛起

       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4人交谊深厚,同为国民党的元老。他们自清季即志同道合,民国成立后更是有过密切的合作,最终成为一个团体。社会上将“吴蔡张李”并称,呼之为“四老”或“四皓”。李石曾形容他们彼此的关系为“甲乙丙丁论”或“相连论”,即彼此之“连带关系”或“联合关系”。②

       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4人订交有先后次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有亲疏之别。吴稚晖与蔡元培同为科举中人,1900年在上海结识,当时吴在南洋公学任教,蔡亦到该校任特班总教习。后来吴加人蔡在上海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关系日趋密切。张静江是吴兴县南浔镇的巨富,经黄思永介绍,结识李石曾。李石曾是高阳相国李鸿藻之季子,黄思永是李鸿藻的门生。张静江由岳父姚炳然介绍认识黄思永,黄、姚为同年,都是李鸿藻的门生。1900年张、李经黄牵线,一见如故而订交。1902年孙宝琦奉命使法,李石曾以户部郎中被奏调派充随员一同赴法,张静江亦以随员身份在上海同船赴法。张、李二人在法国发起无政府团体“世界社”,并成终生密友。吴稚晖与蔡元培在科举晋阶的过程中与李鸿藻都有师生的名分,故李石曾早闻二人大名。李赴法前,曾在沪访吴稚晖并作长谈,吴提议成立留法俭学会。1907年张、李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吴任主编,费用则由张供给,自此3人合作无间。蔡元培与李石曾结识较晚,1907年5月孙宝琦奉派使德,蔡与孙为同乡,因得随同出国,蔡到柏林后,李曾往访,为订交之始。③蔡元培与张静江似无直接交往的经历,可推知系通过李石曾、吴稚晖而建立关系。四老之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政治上的关系更为紧密,而蔡元培相对独立。④

       清季四老受新思想激荡,摆脱传统的忠君观念,分别从事或赞助革命,由此奠定在国民党党内的元老地位。民国建立后,四老重聚上海,倡议成立进德会,发起改良社会的运动。进德会会员分四种,所守之戒约分当然进德3条及自然进德5条。当然进德即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凡为正式会员,必须遵守上列3条。自然进德即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5条可由入会者自任。⑤四老发起社会改良运动,注重道德约束力,并提出不做官吏,由此塑造了四老超然的道德团体形象。民国初年,四老的主要事业是教育文化,相当一段时间内疏离于政治,由此造就了吴、李、蔡3人在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巨大影响力。

       1924年国民党改组,四老重新回归政治,张静江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连带作用。四老中张静江的革命资历最老,且与孙中山的关系最密切,长期为其革命活动提供经费,故而在国民党一大即被孙中山提名为主席团成员,并缺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⑥同时,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总章》规定,在设立由上而下各级执行委员会的同时,设置平行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中央层级即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构成国民党中央。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大会根据孙中山提名,选举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5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为候补委员。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大多是党内元老和客军领袖,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更为倚重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的“新青年”,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疏离党的权力中心,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实际上没有多大权势,甚至有监察委员因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而被其训斥,吴、李、蔡三老因与孙中山政见一致,地位较为稳固。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围绕继承权展开了长期的争夺。蒋介石因在党内资历不如胡、汪,最初表现并不突出。但意外的是,经过廖案、中山舰事件后,胡和汪先后下台出洋,蒋介石走上前台。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帅各军,准备北伐。7月6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常会主席,在北伐期间,由张静江代理。张静江与孙中山、蒋介石交往较早,交谊深厚。国民党一大时即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张静江在孙中山病重时赶往北京,随侍左右。孙中山去世后,张静江一意扶助蒋介石。⑦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安排张静江代理中常会主席,张实际上替蒋介石掌握党统,由此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继承权之争中四老与蒋形成连带关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