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象征”:中美贸易的解冻与博弈(1969-1976)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夏阳,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1969-1976年,中美两国围绕贸易解冻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博弈。1969-1972年,尼克松政府对华实施“经济接触”政策,但未获中国的积极回应,双方最终决定建立一种政治上相对安全的“象征性贸易”。1973-1974年,中国大规模进口美国粮食致使中美贸易突破了“象征性”的贸易框架,证明了彼此之间的贸易需求与潜力。1975-1976年,中美贸易陷入危机,双方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方认为应当将贸易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但美国却因担忧中国政局不稳而提出回到“象征性贸易”,从而推迟了中美贸易的全面突破。经济联系由此成为中美国家战略的潜在契合点。这也深远影响了1977年以后的中美关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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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2-0062-12

       经贸关系始终是探讨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总体上,1949年后的中美贸易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950年11月美国实施对华全面禁运为标志的全面隔绝阶段(1950-1969),以1969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部分解禁对华贸易为转折的有限恢复阶段(1969-1976),以及以1977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为契机并持续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传统研究倾向于以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式来解释中美贸易关系的转变,例如第一阶段的全面隔绝可以视为美国全球冷战战略压制了对华贸易的经济需求;①第三阶段的全面发展则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经济需求推动下,中美部分搁置了政治难题,从而推动了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双边关系全面正常化。②

       显然,这套政治、经济相互决定的模板不足以充分解释第二阶段的中美贸易。一些早期研究认为,鉴于中国处于特殊时代背景中,此时中美贸易必然遵循着“政治决定经济”的范式,只作为政治议题的从属议题而被动发展,受制于两国的内政外交局势。③然而近十年来,一些学者愈发强烈地感到中美贸易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④一方面,双边贸易的发展并不完全是政治的衍生品,两国内部也存在着推进贸易联结的经济动力:1969年尼克松政府推出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国和苏联都成为美国扩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目标;中国也在1973年1月正式提出了“四三方案”,⑤决意更进一步地走向世界市场。⑥另一方面,中美双方也均有意将贸易打造为政治对话的“备用渠道”,以便在外交关系冷淡时转而让“商人”们传递有价值的战略信号。⑦鉴于中美领导人在1969-1976年间很少就贸易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者们并无系统性的资料可以利用。这就造成了两个倾向,一部分研究的视角可能过于宏观,以致这段缺乏外交关系的贸易交往史更像是一种机缘巧合;而另一部分研究又过于关注诸如波音飞机、化肥工厂等具体贸易内容,对其意义过分升华。总之,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中美两国对贸易议题的总体认知与安排,也就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贸易在此时期中美关系缓和中发挥的作用。

       中美高层看似并不重视贸易议题的一大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与美国的实际外交主管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设置了一个“象征性”的总体框架,即双边贸易无需追求经济利益,而只是为政治议题制造良好氛围。这一框架始于1969年,成型于1973年,最终于1976年彻底破灭。

       本文将通过考察和比对中美双边文献,探索“象征性贸易”的缘起与发展,以及中美双方围绕“象征性贸易”的博弈过程,以期重新为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发展勾勒出一个大致脉络,并重思商业在中美总体关系中扮演的角色。

       一 1969年“经济接触”的开始

       1969年7月21日,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旅游限制,为美国自1950年以后就奉行的对华全面禁运政策松绑。这一决定对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不啻为一声惊雷,也对日后的冷战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更长远的历史趋势来看,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选择以“经济触手”试探中国,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根源。20世纪初,商人、传教士与政客共同推动美国形成了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在华商业利益正式成为美国对华决策的一个重要基石。⑧在重商传统与传教热情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商人很快就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某种狂热。在他们看来,地域辽阔而民众却一穷二白的中国既是财富的聚宝盆,也是美国现代化道路优越性的试金石。这奠定了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贸易热情。

       然而,这种幻想迅速受到了冷战的冲击。1948-1949年,面对中国共产党即将革命成功的前景,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反思中国市场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1948年9月,著名的政策研究办公室发布了39号文件(PPS-39),将此前的对华贸易政策贬斥为“幻想”,并建议美国着手准备针对新中国的禁运封锁手段。⑨1949年2月,国家安全文件41号(NSC-41)制定了禁运方案,但仍提出美国的最佳方案是通过与新中国保留一定的贸易联系来挑拨中苏关系。⑩由于美国与新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尝试大都脱离实际且混乱不堪,中国共产党方面对此并未积极响应。

       1950年11月,美国宣布对华执行全面禁运,中美贸易陷入彻底隔绝之中。不过,即便美国国力强盛,要维持一项针对6亿人的贸易禁令也绝非易事。整个1950年代,美国的两大盟友英国、日本就因屡次突破对华贸易禁令而与美国龃龉不断,至1950年代末,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中国差别”宣告废除,东西方贸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11)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对华贸易热情也再度复燃。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曾明确表示,“对华贸易禁运”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一旦政府达到战略目标就会解除。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每每与目标渐行渐远,美国商人只能眼看着英、日、法、德等商业对手突破禁令开拓中国市场。到了1960年代,无论是肯尼迪政府包含恢复贸易提议的对华“微开门”政策,还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nson)政府在“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指导下酝酿的对华贸易解禁措施,(12)虽均未实施,都足见美国早有恢复对华通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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