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D293；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3)-01-0062-1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与五四运动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言：“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然而，还有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何通过“准备”的阶段，在组织形态上超越“联合体”式的五四时期学生社团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共同体”？ 近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关注到五四时期学生社团的组织支撑问题，大致勾勒了五四时期学生领袖从组织学生社团的实践困境中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②。但是，继续前人研究的途辙，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五四时期学生领袖走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组织”的问题就能立刻得到解决吗？恐怕即便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能一蹴而就。由五四时期的学生社团发展而来的中共党、团早期组织，如何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便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是列宁式政党的外在特点和内在要求，但这样一种组织形态的确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方面面对成员进行改造和训育。有学者注意到大革命时期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归国干部发起的党、团组织改造，对列宁式政党的建立所起的推动作用，但认为“中共真正在组织上开始建党也起于这次改造”③。这一论断不免对中共党、团本土干部的努力太过轻视。 阮啸仙既是广州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也是广东党、团早期组织最早的成员。陈独秀第一次来粤期间对其能力较为熟稔，在孙中山第三次建政广州以后，遂任命其为整顿广东青年团的负责人④。阮啸仙亲身经历了广州五四运动中学生阵营两分的复杂过程，对五四运动后广州学生统合成立“广州学联”的艰难历程感受深刻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后，初期也经历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合，又亲历了“六一六兵变”后广东党、团组织不服从上海中央“拥孙反陈”指示而遭到严厉惩处后的组织困顿⑥；在团二大以后所领导开展的广东青年团组织整顿，更多是出于自觉拥护中央集中领导的核心理念，集中反映了从“五四时代”向“组织时代”自主转型的历史进程。 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阮啸仙在五四时期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组织化”运动本土经验，重新探讨团二大以后阮啸仙对广东青年团的组织整顿，细致勾勒早期青年团“布尔什维克化”的本土尝试，以期从组织成长的视角加深对中共党、团成立史的认识。 一、“新事物”扎根“旧土壤”：青年团初创时期的“组织化”实践困境 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组建社团的风潮大兴。成立社团相对容易，但如何实现真正的“组织化”是所有社团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恽代英在社团实践中便曾碰到组织何以支撑的困境，进而发生了从“良心”到“主义”的组织支撑转变⑦。然而，恽代英从“良心”转向“主义”的心路历程，只能说明“良心”作为组织支撑的无效，但转向“主义”以后社团的“组织化”实践就一帆风顺了吗？显然，“组织”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新生事物，仍面临着扎根“旧土壤”的诸多困境。 1920年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但初时“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团员思想多元复杂，成员间对于某个事件或问题的看法及解决思路难达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更谈不上举行有效的组织和纪律训练，因此1921年5月间便无形解散了。1921年10月间，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自俄返沪。他联系原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马克思主义派重建青年团，并函约各地复团。⑧1922年5月，团一大选择马克思的诞辰——5月5日开幕，便是明白宣示了这一思想倾向。然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青年团员的思想觉悟和团组织的形态就能立刻发生质变吗？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施存统对此最有发言权。 1923年2月1日至6月12日，施存统在当时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上连续撰文，指出团一大后青年团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思想而言，他认为团一大确定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巨大的进步，但只是“懵懵懂懂的抽象的思想上的进步”，多数团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但见解还没有正确，即观念亦还不很清楚”，更谈不上应用⑨。他从各地团员调查表上得知，大多数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还很不了解，仍立足在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上面”，悲观地认为全团“没有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精深的研究的”，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大家平日做事的方针和计划，“大都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直觉来决定，究竟是否合于主义，连自己也不明白”。他更是坦承自己就缺乏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⑩ 关于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施存统更是毫不讳言，“本团并没有实行过中央集权”，如果中央有权力，“现在的各地方团早应当开除完了”。他反问道：“各地方团，有几处心目中尚有中央的？”“中央的命令，有几处能遵照奉行的？”中央发的39次通告，“实际发生效力的究竟有几次？”他无奈地表示中央向各地方要一个“区区的报告”，各地方都鲜有能“如命应报者”。对于这种尴尬情状，他认为央、地均有责任：一方面，各地方团没有服从中央的组织觉悟和观念，不明白中央集中领导的理由和必要；另一方面，中央不明白各地情形，没有指挥各地方团活动的能力，“没有权威信仰可以制服各地方团”。(11)实际上，有此感受者并非施存统一人，比如邓中夏在团二大上发言时也认为：“中央太软弱，无统辖各地方之能力……各地对中央不服从。”(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