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作为觉醒年代的思想前导，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势变换对其核心话语——“革命”话语，进行了适时、急速的调适，“革命”话语发生了深刻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多数国民”参与或者说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政治革命转向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转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革命；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向主张“即行社会主义”，到中共“二大”前后认识到目前“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梳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思想内涵转换与传播形态变化，对于深化“革命”的概念史考察、“革命者”的观念史剖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开端史探析，具有重要价值。 一、从“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 汉语中的“革命”语词源自《周易·革卦》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原意为革除前朝天命，故孙中山称“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①。现代“革命”一词作为英语revolution的对应译名由日本传入。1895年11月初，孙中山在策划广州起义消息走漏后避居日本神户，他看到当地媒体报道“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抵日”，乃对随行人员说：“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②此后，“革命”一词很快流行起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出版物相继涌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展开了激烈论辩。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在《释革》中强调“革”之义涉及“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如“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③，又将“革命”之义扩展到思想文化领域。 民国成立以后，人们一度以为“天下事大定”，但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先驱者意识到“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呼声依旧高耸云端，不过“革命”话语的思想内涵与传播形态发生了深刻转换。这种转换首先来自先驱者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反思辛亥革命而对革命动力有了新认识，从主张“中等社会革命”转向“国民革命”；对外来革命模式的借鉴有了新进展，从向往“法国式革命”转向“俄罗斯式革命”。 从“中等社会革命”向“国民革命”的转换。“中等社会革命”说法出自清末梁启超、陈天华关于革命史的争论，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之革命与西方不同，认为“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中国则“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④。陈天华反对以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或农民起义类比泰西革命，认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中等社会主其事”⑤，指出中国革命“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⑥方能成功。“国民革命”一词也在清末出现，孙中山在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指出：“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⑦革命派虽在清季即使用“国民革命”，却未能将“革命主义”“普及下等社会”，故辛亥革命仍只是以学界、工商界与会党群众为主体的“中等社会革命”。正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动员，共和革命没有达到惠及国民的目标，“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⑧。新一代革命者认识到了民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以往“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现在视阈转向了普通民众，“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⑨。他们对由于缺乏“多数人的觉悟”而导致共和政治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唤起国民的必要性，有针对性地提出“国民政治”“国民运动”“国民文学”“国民大会”“国民教育”等口号，并在中共成立后阐发了“国民革命”主张。陈独秀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⑩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倡导“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在《国民大会》短文中主张召集“国民大会”(11)。李大钊则希望仁人君子倾力“从事于国民教育”(12)。 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沿用了苏俄的“民主(主义)革命”术语。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使用了“民主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等词，不久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使用了“民主革命”“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中共“二大”召开之后，渐以“国民革命”一词替代“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一种“交接”，蔡和森在1922年9月13日发表于《向导》第1期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同时使用了“民主革命”“国民革命”两词：“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13)。在他看来，“民主革命”或“国民革命”是同义的，都要推翻封建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陈独秀在1922年9月20日出版的《向导》第2期发表了《造国论》一文，首次使用“国民革命”，指出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14)。这是在区别“无产阶级革命”与“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意义上使用“国民革命”一词，实际上阐明了“国民革命”仍处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他们还使用近似的“国民运动”等词，如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中指出，军阀掌握着政权与武器，“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