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23.01.003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23)01-0019-11 虽然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92年就在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元宇宙(metaverse)”[1]28一词(“metaverse”在中译本中被翻译为“超元域”),但直到2021年该词才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竞相追捧的概念。据企业研究公司Sentieo的数据,在2021年1月至11月,“metaverse”一词在美国投资者演讲中被提及128次,而在2020年只有7次[2]。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仅2021年一年以“元宇宙”为主题的文章就有704篇。有学者甚至断言,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3]5。 “元宇宙”概念之所以在近两年迅速走红,主要基于两大背景。其一是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正走向全面数据化、隔离化以及“部落化”,作为实体化的人在外部环境刺激下愈加个体化与界面化。某种程度上,“元宇宙”概念的提出可看作是人面对生存环境变化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以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存样式的一次预防与猜想行为,它带有深刻的当下性与未来性。其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革新步伐逐渐放缓。近20年里,全球数字文明发展的关键性事件主要以2016年新一轮全球资本市场“VR投资热”、谷歌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击败李世石以及2019年5G进入商用等为代表,新的技术“奇点”何时出现成为全球瞩目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互联网科技公司竞相抢占新的技术风口,提出新的技术概念,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启用“元宇宙”概念来推进虚拟技术应用场景的发展,便是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由此不难看出,“元宇宙”概念的诞生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同时也充满未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与“元宇宙”有关的文艺创作尚未真正浮出水面,但是在文学艺术及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人人都在谈论‘元宇宙’”的现象。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凭借科幻电影、科幻小说以及电子游戏中的想象来讨论“元宇宙”,很容易陷入“元宇宙”的话语狂欢与实践泡沫之中,并产生“新瓶装旧酒”“言不及物”以及停留于现象描述等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元宇宙”的概念辨析、“元宇宙”文论的话语阐释以及“元宇宙”文创实践三方面回顾近年来的“元宇宙”研究与应用热潮,以指出其中的理解偏差与实践问题症候。 一、“元宇宙”概念的话语狂欢 早在“metaverse”被翻译为“元宇宙”之前,中文语境已有“元宇宙”概念,其指向的是在宇宙层次演化意义上的“元宇宙层”[4]。而当前为学界所热议的“元宇宙”,主要是与“metaverse”一词有关的、由扎克伯格将Facebook改名为Meta这一事件助推之下形成的“新”概念。这一概念似乎无所不包,可以成为任意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多义性和强包容性。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元宇宙”概念较为含糊,至今尚未拥有公认的定义内涵。不同学科讨论“元宇宙”问题时各取所需,以学科属性和研究主题对这一概念进行选择性的理解与阐释。各学科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元宇宙”概念的不同理解如表1所示:
在不同学科语境中,不同专家、学者对“元宇宙”内涵的阐释存在较大差异。于计算机科学界而言,“元宇宙”是计算机产生的单个虚拟世界的加强版和链接虚拟世界的集成网络。真实性(Realism)、普遍性(Ubiquity)、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y)是这个集成网络最为核心的四个组成部分。计算机科学界对“元宇宙”概念的阐释更加强调它与过往技术的连续性,关注新概念已实现的技术升级和未来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产业界对“元宇宙”概念的解释则倾向于强调其形成的应用场景及由此带来的沉浸性体验,如扎克伯格与巴斯祖奇(David Baszucki)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作为平台的“元宇宙”将增强体验的沉浸感,解决距离问题。对社会学界和法学界而言,“元宇宙”更意味着人与社会的数字化变化,它们尤为关注这种形态变化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经济学、新闻学和教育学界同样关注“变化”,但这几个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元宇宙”技术升级对该领域的推进。经济学界强调“元宇宙”数字技术生态和区块链所创造出的新的经济生产和商业模式,而新闻学和教育学界重视“元宇宙”中的智能3D、VR/AR/MR、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在传播与教育实践中所带来的沉浸与交互效果以及二者可能引发的变革。 如果说计算机科学的学者在“元宇宙”概念阐释中偏向于梳理与“元宇宙”概念相关的虚拟技术发展史,那么不少文艺与文化领域的学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则热衷于对“元宇宙”的文化历史进行溯源。二者实际上都是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在解读“元宇宙”,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与文化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并不关注“元宇宙”概念所涉及的技术维度。在电影研究中,不少学者从技术应用和技术装置的物质性发展角度出发来阐释“元宇宙”概念,关切“元宇宙”所包含的技术内容和技术装置对电影创作和电影“观看”的影响。如:“元宇宙”中算力的发展对计算机视觉内容的建模、渲染的满足程度如何?VR头显和VR手柄从3-DoF到6-DoF的变化意味着怎样的电影欣赏?在影院逐步“消失”的背景下,“元宇宙”能否“重启公共空间集体观影的20世纪传统”?从溯源“元宇宙”概念的文化历史到挖掘技术应用装置对已有文艺类型和审美方式的影响,文艺和文化研究者对“元宇宙”概念的阐发和相关研究表明,仅在文艺和文化领域内部,学者对“元宇宙”的概念解读就存在不同倾向。概括来看,在这些解读“元宇宙”概念的多样视角中,隐藏着两组彼此相对举的学术立场——“形而上学化/去形而上学化”和“中国式理解/去中文语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