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就会发起小规模的自省与反思活动：或者诉诸学术会议，或者召集若干批评家聚首一份学术杂志发表笔谈，瞻望前贤，高山仰止，环顾现状，不胜惆怅。文学批评何为?批评家时常返回这个基本的原点，力图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找到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自省与反思通常涉及一批熟悉的话题，譬如文学批评能否抵达文学现场，批评家为什么无法充当作家的益友与诤友，对于皇帝新衣式的作品缺少当头棒喝的勇气，佶屈聱牙的表述如何使大众望而却步，堆砌的理论概念是不是拧干了审美的液汁，哪些批评家遭受利益圈子的收买从事言不由衷的表扬，缺乏个人风格的陈词滥调犹如千篇一律的公式套用，古代文化传统的无知导致崇洋媚外的倾向，如此等等。 即使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这些话题进入视野的时间多半业已超过三十年。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会周而复始地重现，犹如面容熟悉的运动员在相同的理论跑道一圈又一圈地循环。这或许表明，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更像是临时表态。初步罗列各种症状之后，后续的纵深考察往往阙如。这些话题可以分解为众多理论和学术专题，各种脉络之中的辨析和讨论业已形成漫长的谱系。然而，理论枯燥，学术乏味，行程未半，脚力已尽，丧失了耐心与兴趣之后，那些令人费神的结论往往被视为言不及义的空中楼阁。每一次自省与反思之后，哪些方面开始达成共识，哪些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下一步聚焦哪些专题从而开启新的理论阶段，诸如此类的问题迟迟没有动静，文学批评实践遭遇的苦恼依然如故。久而久之，这些话题逐渐演变为挥之不去的焦虑，以至于开始损伤批评家的信心。 许多行业或者领域并不热衷自省与反思。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孜孜矻矻地长时间训练，千辛万苦地将一个直径24.6厘米的球体投入直径45厘米的圆圈?“篮球何为”的问题并未困扰多少篮球运动员，以至于影响他们运动场上的积极性。众多科学家坦然地置身于各自的学科版图。昆虫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增添一个蝴蝶品种的记录意义非凡，尽管目前已知的蝴蝶近于2万种。物理学家也不会因为曲高和寡而向大众道歉，多数人弄不懂相对论肯定不是他们的错。相形之下，文学批评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四处作揖，安抚作家与照顾大众情绪决非可有可无的枝节问题。如果文学批评仅仅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话语生产，批评家无法心安理得地领取俸禄。这是一种责任心，也是清醒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个对比是：科学知识声誉日隆的同时，传统人文知识削弱了由来已久的权威。诗言志，文以载道，古代的人文知识时常全面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体系生产；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形成强大的“祛魅”功能。无论是世界范围的“两种文化”之争还是20世纪20年代张君劢、丁文江等思想家发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知识的意义大幅增值。科学知识不仅重塑社会文化与人生观，同时，科学以及技术赋予社会历史的积极作用获得全面宣传。科学技术历数协助物质生产与经济繁荣的业绩时，人文知识无法提供足以媲美的贡献。文学批评始终从属人文知识，批评家往往因为缺乏一目了然的实用目标而心虚。当工程师设计的火车、飞机彻底改造了人类交通体系的时候，文学批评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意义何在?当果树栽培技术振兴了乡村经济或者互联网促成了又一次通讯技术飞跃的时候，批评家津津乐道的“文以气为主”“以禅喻诗”或者“文本”“后现代主义”又能带来什么?因此，持续的自省与反思往往包含自我辩解的成分：文学批评并非摇唇鼓舌的空话，而是始终重视改善自己的工作。 人文知识内部，文学批评同时被卷入所谓的“鄙视链”。对于文学说来，作家或者诗人稳居鳌头位置，充当文学生产者，主导各种产品的型号以及质量；大众作为消费者存在，大众的接受或者拒绝对于文学生产举足轻重。两大阵营之间，文学批评似乎是一个被动协调的角色。批评家负责作品的阐释、评判，既打算教诲作家，又考虑引导大众，但是，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两手空空，什么也看不上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作家曾经表示，该说的一切俱已写在作品之中，摇旗呐喊的文学批评如同多余的蛇足。批评家的喋喋不休对于大众影响微弱。多数人觉得，喜欢或者厌恶一部作品随心所欲，没有必要毕恭毕敬地听从文学批评指教。另一种“鄙视链”设置于学院内部。无论是学科的配置还是学院内部的流行观念，古典文学研究或者现代文学研究的位阶高于文学批评。许多人有意无意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观点的稳定性优于现代文学研究，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观点的稳定性优于当代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古典文学研究或者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各种“硬知识”，譬如作者生平、诗词格律的形成年代或者版本演变等等不至于朝秦暮楚的结论，文学批评停留于“趣味无争辩”阶段，种种音量不一的喧哗可能仅仅是过眼烟云。 如果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长期纠缠熟悉的话题，浅尝辄止，久攻不下，会不会形成一种遮蔽，以至于无法正视文学批评实践正在卷入的另一些话题?譬如，文学批评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许多批评家指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广泛分布于中国文学批评之中，很大程度地支配文学的判断与再生产。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重返民族文化资源的时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成为紧迫的工作。从审美范式的特征、汉语独特魅力的展示到“思无邪”的诗学或者中国叙事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众多命题、概念重现生机。然而，理论语言的转换可能带动另一些深层理论问题的浮现：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能否或者如何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命题、概念对于日本文学或者欧洲文学有效吗?如何认识民族内部隐含的文化矛盾——例如儒家学说之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鲁迅“摩罗诗力说”之间的分歧?历史的追溯表明，这些问题远在晚清已经进入思想家的视野，激烈的争辩延续至今。无论是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还是面对文学史上品种繁多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回避这些问题，或者低估问题的复杂程度。 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文学乃至文化的表意方式正在出现大规模转换。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上各种视频作品的涌现再度表明符号体系的意义。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形式主义为中心的批评学派存在尖锐的交锋，但是，二者的共同基础是语言文字符号体系，尤其是印刷文化背景之下的书面文字。相对于口头文化的传播形式与传播范围，印刷文化构成了远为不同的公共空间，“印刷资本主义”的命题甚至视之为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催生因素。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时常超出传统的“形式”范畴而投射于社会历史之中。叙事学发现的叙述视角不仅指出了情节叙述的一个“形式”层面，这个发现同时延伸至重大的文化博弈。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者“后殖民”理论往往从叙述视角的分析开始：哪一种性别或者哪一个民族文化的视角正在支配情节叙述的路线?隐蔽的价值评判如何潜伏于这种视角之中?如果意识到符号体系本身隐藏的各种意识形态脉络，文学批评必须对电影、电视、视频作品诉诸的影像符号表现出足够的洞察力。尽管影像符号与印刷文化的文学作品共享很大一部分审美原则，然而，另一些前所未有的性质已经出现。一些批评家察觉，影像符号造成视觉感官的直接反应带有强烈震惊之效，这种震惊无形地取消了语言文字符号阅读隐含的反思意识。另一方面，影像符号作品的经济意义正在急剧增加，“文化”与经济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甚至开始失效。电子技术强大的传播网络对于影像符号的内在组织产生深刻的干预作用，投资、市场、广告、传播范围与作品“形式”之间的互动程度远远超过文学作品。互联网传播甚至开始改造印刷文化延续已久的作品形式，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字的巨型小说连载比比皆是。与这种情况遥相呼应的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崭新动向：大数据正在成为一些批评家的称手工具。各种“算法”与传统的人文知识框架如何兼容?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