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题：时代与批评 艺术批评和时代是没法分开的。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人们似乎也很明白，其实未必。就像今天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人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不对，颇有怪责之意。这种批评就缺少了时代分析。毛泽东提这个标准，是因为不这么提不行，当时共产党偏居陕北，若不讲政治，活下来都成问题，不可能把艺术的位置放在第一位，这和1980年代以后的情形大不一样。所以，即便到了1980年，周扬在回顾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依然理直气壮地说：“三十年代，我们还没有教育，还没有政权，可是有文艺了。那时我们就讲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文学的论战就是要文艺服从政治。所谓革命文艺，实际上就是政治性的文艺，除政治性的文艺，还有什么革命文艺呢?所以文艺同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很密切的。文艺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宣传这个观点的。这个错了没有?我看不能说错。”①在一个月前文艺“二为”方向已发布的情形下，周扬还坚持这样的认识，说明在他心里，1930年代和延安时期一样，革命文艺的方针理应如此，也必然如此。 所以，艺术批评一定要放到历史语境下来讲，不这样讲，批评就会被架空，成为马克思讲的“虚假观念”。②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之所以被奉为批评典范，主要是因其历史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拒绝观念先行，讲求特定历史语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故而结论尤显幽深邃远。比如他结合《旧约》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说史诗只有“前景”没有“背景”，处于前景的都是贵族和英雄人物，画面中都是他们的情欲、冒险、洗浴、宴饮、狂欢，抑或暴怒，“感官生活的愉悦就是一切”，丝毫没有《旧约》里背景化的复杂心理活动如人物的摇摆不定、动荡神秘，所以它更靠近传说，而不是历史。但奥尔巴赫并未就此否定《荷马史诗》的文体写法，因为在靠肉身来征服对手的英雄时代，下层百姓没有丝毫地位，只能写肉身强大的英雄贵族，“描写的只是统治阶级的生活”，③这并非作者过失，是时代使然，这时就不能责怪作品轻视百姓了。奥尔巴赫的历史主义主要来自维柯，后者有个观点，认为人类史“由人类创造”，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工艺时引用过，并发挥说，看人类史要从“物质基础……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出发，肯定“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⑤就此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上受维柯启发，或许存在争议，但他们三人均就特定历史事实来解释精神生产，方法确实如出一辙。这就像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评价，他认为希腊神话的发达和当时自然力尚未被征服有关，“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⑥这同样是就时代物质生产状况来谈文艺，也唯有如此，才能讲得清楚。 今天的艺术批评同样也应考虑数字时代的特点，因为很多艺术创作及批评的问题并非出自其自身，而是深受时代浸染。比方说，现在的艺术创作为什么那么重视批评家的意见?为什么引车卖浆之辈也能夸夸其谈?过去那些雷打不动的批评标准为什么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别的时期并非不存在这些现象，但从未这般集中、如此典型，而且引发现象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解释这些现象，即便从时代出发也可以有很多角度，看重消费可以选择鲍德里亚的理论，看重科技可以选择元宇宙话语，看重情怀可以选择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等等，这些都会有帮助，只要莫用理论裁割现实即可。不过，本文更倾向选择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此理论更多提供的是一种眼光、一种方法，以此观审中国四十多年走过的现代性之路，更容易抓住根底。比如资本、技术、市民社会对文艺批评的影响，马克思在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中直接、间接均有涉猎，思想冷峻、清醒且深入，对我们透彻理解今天的艺术批评，特别是其中存在的问题，很有帮助。下面我就从批评行为、主体和标准三个方面，对此视角稍做展开。 每次批评都是营销 以前，艺术家大多有自己的骄傲，一般不大理会批评家。1990年代一次省级文艺理论年会期间，当时一个著名杂志的主编就不无讥讽地直言：曹雪芹难道是学了你们的文学理论才写出的《红楼梦》吗?!当然也有作家公开表达过这层意思，认为批评非但无益创作，反倒成了创作的敌人。这种观点并不新奇，柏拉图早就讲过，艺术家倚重灵感，他们“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⑦这实际上就为以理智为生的批评家关上了大门。后来康德、叔本华、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天才论，沿波溯源，皆为柏拉图观点的回光倒影。如此看来，艺术家不理会批评家，似乎不只是个人体会，而是有据可查、有章可循的。于是也就不难理解，李泽厚从1980年代起，不止一次规劝作家，说你们可以多读书，但千万别读文艺理论的书。⑧创作的灵性或许真的绳墨难规，特别是在创作舒展身躯、攀缘本位的年代，批评的理智难免跟不上激情的步调，不受待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是，激情总有冷却的时候。时间前移中，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现，艺术批评悄然成为时代宠儿。书画策展、拍卖、新书发布、音乐会预热、影片制作到发行，都少不了批评家的踪影。曾经不受待见的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受到冷遇，很多时候，反倒要喜迎艺术家方面发送的渴求，或是在画展中的批评圆桌上，或是在拍卖会的槌台边，或是在影片发行后的庆典中，二者如今尽可以言笑晏晏、举杯同欢。就此说批评家的地位超过艺术家，恐怕并非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批评家的确已走出以往暗淡的职业生存，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群体。究其原因，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资本在背后起了作用，而且是主导性的作用，是资本令批评成为文化产业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理解这点并不难，难的是，资本左右艺术批评，是一时的偶然现象，还是遍及时代的必然命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给出的回答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