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所持的文学史观属于退化论还是进化论，一些学者对此已有论述。张国光《〈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一文明确提出：“这种宗经、征圣的思想，必然导致了刘勰对文学史采取了反进化的观点。”①杨树在《〈文心雕龙〉的十大贡献——评张国光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批判》一文中则认为“刘勰主张进化的文学史观”②。这一争论近年来又见诸学界。龚鹏程在《文心雕龙讲记》一书中写道：“刘勰对文学的评价是顺着经学来的，儒学衰了，文学就差。所以三代最好，汉次之，魏晋以后愈来愈不堪。”③这是认为刘勰的文学史观以退化论为主导倾向。陈特《刘勰的“门面语”与“真心话”》一文对此表示质疑：“在《明诗》篇中，刘勰对‘古诗’和建安诗歌极为推崇。在他的诗史图景里，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正体’固然无法超越，但真正吸引作者和读者的‘五言流调’，却以‘古诗’与建安诗为高峰，诗史的发展，并非一味倒退。至于赋史，刘勰最尊两汉，次重魏晋，也不是简单的‘倒退’可以概括。”④ 事实上，在同一个文本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向度，而多元化的诠释向度使文本得以形成独特的张力结构，进而生成开放性的阐释空间。具体到刘勰的文学史观，情况亦复如是。为了探究刘勰文学史观的属性问题，首先需要考察进化论、退化论和循环论这三种文学史观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表现，然后判断三者在文本中的主导性倾向，继而分析刘勰的文学史观与其文学批评之间的系列矛盾和内在张力，最后从“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层面，说明《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内有的张力结构的根源。 一、确乎有之：散见全书的退化文学史观 退化文学史观的核心是古人的文学胜于今人的文学，而《文心雕龙》中的退化史观可分为动态与静态这两种呈现方式。动态呈现主要集中于对文学演变历史的描述，静态呈现则涉及对古今文体核心要素的考察。 就文学的动态呈现而论，《文心雕龙》中存在不少关于文学退化式演进的陈述。《通变》篇谓：“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⑤刘勰从文学演进的层面，表明自唐尧、虞夏至商周，文学发展到最高标准——“雅丽”的状态，此后，楚汉、魏晋乃至宋代的文学逐步颓靡，其整体趋向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养气》篇云：“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枝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⑥这是从创作心态的层面，指出古人的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抒情言志，其情与文是一致的，而后人缺少古人的质朴自然，其为文刻意造情，故二者泾渭分明、高下立判。刘勰在《比兴》篇开头即谓“诗文弘奥，包蕴六义”，又云：“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⑦可见，他高度认可《诗经》以“比兴”为具体手段、以“美刺”与“讽谏”为创作指归的写作传统。然而，在叙述《诗经》时代以后的文学史时，刘勰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翻转：“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信旧章矣。”⑧对于古人的“比兴”运用，他以“弘奥”二字相予，自是“褒奖”；对于后人的“比兴”运用，他则用了“销亡”一词，显属“贬抑”。一褒一贬，刘勰的退化文学史观形诸笔端。 就文学的静态呈现而论，刘勰的退化文学史观不仅体现在线性的文学史演变之描述，也体现在以“体裁”“体要”与“体貌”这三个要素为核心建构的“文体论”。就古、今文体的核心要素而论，刘勰的退化文学史观具有三个向度。 就古、今各类文体的体裁而言，刘勰以古为源，视今为流，认为后世的文体皆发端于“五经”，古代文学的体裁已臻于完备。《宗经》篇指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⑨所谓“统其首”“发其源”“立其本”“总其端”“为根”，皆强调《易》《书》《诗》《礼》《春秋》是论、赋、铭、纪等文体的源头。刘勰依据体裁特征，将不同文体与“五经”分别对应，构筑了有着显著特色的“文本于经”说。此说不仅注意到古、今文体在体裁上的相似性，而且试图从历史承袭的维度寻觅二者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极富创造性的。然而，刘勰在构想此说的过程中，过度强调“征圣”“宗经”，不免夸大了“五经”的功用，认为“五经”是一切文体的源头，各种文体纵使“百家腾跃”，最终不免蹈入“五经”的“环内”⑩。这无疑揭示了刘勰文学史观的一个特点，即认为“五经”是后世各类文体的源头，后世各类文体所具有的体裁特征皆孕于“五经”。如此一来，就体裁的完备性而言，“五经”已臻于至善，后世自然是难以追攀的。 就古、今各类文体的体要而言，刘勰以古为本，视今为末，认为古代文章的体要已属不易的文体纲领，后世文家自当恪守。面对后世各种过分装饰的文体，尤其是近人的文章，刘勰是深有不满的。《序志》篇就表露过其心迹：“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11)为了挽救彼时的文章破体与追逐诡异辞风的文坛衰病，刘勰开出了他的药方：“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12)换言之，只有向古人学习古代文章的体要，才能使作品恢复雅丽的体貌。刘勰明确提出其“论文叙笔”的原则，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3)。所谓“敷理以举统”，就是要对文章的体要进行总结。按理，其总结应该建立在“原始以表末”式的历史还原之上。然而，在不少篇目中，不难看到刘勰的做法恰恰与之相反。他先是预设了古代文体为本、后世文体为末的阐释框架，再以之组织材料并展开论证，故其“敷理”与“举统”带有些许理念先行的味道。如《祝盟》篇，刘勰认为祭祀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明德”与“陈信”，商周祝文是这一体要的典范，其文皆是“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春秋已下，黩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显然偏离了商周祝文的雅正文体规范；至于“汉之群祀，肃其旨礼，既总硕儒之仪，亦参方士之术”，其结果更是“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14)。显然，刘勰先预设了商周之文系祝文的最佳文章典范这一前提，然后以此标准来衡量后世文章，凡是不合商周祝文“寅虔”与“严恭”体要标准的，均被认为是失礼逾矩。基于这种论述策略，刘勰认为古代的祝、盟文体是“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而后世作家由于漠视文章的体要，其结局是“季代弥饰，绚言朱蓝”(15)。此外，《诠赋》篇也认为古代的赋作是“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其体要是“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后世的多数赋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所以其作品宿命只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