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是一种通过文本外在因素来确定文本内在意义的阐释学方法。作为一种规范的阐释学方法，它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而进入中国，并在随后的本土化发展中，因其与居于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和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在精神上的相契而迅速成为引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导性阐释方法。历史地来看，流行了四十余年的这一阐释方法虽然为中国文学的意义理解提供了方法的便利，但至今并未形成本土化的形态。本文尝试运用“新格义”阐释法，通过将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作“创造的诠释学”与“格义”的互训阐释，探索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可能具有的“中国形态”。 一、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学及其“创造的诠释学”问题 “新格义”阐释法，是我们对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格义”阐释方法融通后所生成的新的阐释学方法的概称，它在方法论上包含“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格义”阐释与“新格义”融通阐释三大步骤。 第一步为“创造的诠释学”分析，即运用“创造的诠释学”的五层次意涵，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以下简称“社会学阐释”)所包含的丰富意涵做出细致辨析。按照傅伟勋的看法： 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五个辩证的层次，不得随意越等跳级。这五个层次是：(1)“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3)“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4)“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5)“必谓”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① “创造的诠释学”的上述五个辩证层次，根据傅伟勋的看法：“‘实谓’层次属于前诠释学的原典考证，‘意谓’层次属于依之解义的析文诠释学，‘蕴谓’层次乃属历史诠释学，‘当谓’层次则属批判诠释学，‘必谓’层次才真正算是狭义的创造的诠释学。”②如从文学文本阐释的意义结构来看，这五个层次，第一层“实谓”义类似于文本的字面义(原始义)，第二层“意谓”义相当于文本的深层义，第三层“蕴谓”义与文本的发展义雷同，第四层“当谓”义比附于文本的核心义(合理义)，第五层“必谓”义几近于文本的应然义。通过这五个层次的意义阐释，中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文本的意义脉络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二步为“格义”阐释，即运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义学“梳”“论”阐释范式，既以求得原典本义为指归，又在阐释过程中融入了阐释者自己的思虑而随宜说法，实现阐释的“弃文尚质”与“滞文格义”双重目的。其所遵循的具体方法路径是：(1)对中西不同的社会学阐释观念进行意义“共现”，发现二者相同的意义因子；(2)对中西不同社会学阐释观念进行意义“分梳”，发现其相异的意义因子；(3)保留相同的意义因子，对相异的意义因子进行基于文本本体的意义“比堪”，提取各自合理的成分；(4)根据本土文本现实与文本性质，融合“中西相同的因子”与“中西相异的合理成分”，创新西方社会学阐释概念的意义内涵，或创造新的本土化社会学阐释概念。 第三步为“新格义”阐释，即通过上述“格义”阐释的四个步骤，探索西方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所形成的最终阐释学形态，它在方法论上需要遵循“创造的诠释学”的文本阐释步骤，获得中西社会学阐释在“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的不同意涵；在此基础上，运用佛教中国化所形成的“格义”阐释法，经“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阐释，最终形成西方社会学阐释本土化阐释的新方法与新形态。 运用“新格义”阐释法推进西方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不是将西方的社会学阐释思想“化入”中国本土社会学阐释思想而使其归于无，而是通过二者的“共现”与“分梳”，使西方社会学阐释思想成为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阐释思想不再冲突的全新思想，亦即成为一种既包括中西共有合理思想内核，又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二者相异却有价值的思想观念的全新观念形态。所谓本土化的“新格义”阐释，本质上就是本土思想站在文明互鉴立场上引借西方思想有益因子以创新自我，实现本土思想融合西方思想的荟萃熔铸与转化创造目的。 让我们遵循“新格义”阐释的步骤，首先对西方社会学阐释进行“创造的诠释学”析解，以探索其“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的实体性内涵。 其一，在“实谓”层次上，西方社会学阐释认为文本的意义取决于文本外在的创作与阐释社会语境，正是这一复杂的社会语境，决定了文本意义的最终来源。从古希腊开始长期处于西方文学理论核心地位的摹仿理论，正是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滥觞形态，它在后世的发展中，又先后衍生出以再现为核心的各类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多样文学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学阐释学方法，文学社会学阐释隆盛于20世纪80年代，并经由艾柯与罗蒂、卡勒与罗斯之间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争论所铆定的文本意义内生与外铄问题而成为当代阐释学的突出形态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