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3)01-0023-06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论”，中国阐释学建构走过十年历程，十年间引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反思、批判与建设。2022年，张江先生新作《公共阐释论》试图进一步深思“阐释何以公共；阐释的公共性如何实现；阐释学意义的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如何界定；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1]等核心命题，标识中国阐释学建构进入新阶段，愈发清晰地呈现出异于西方阐释学的浓郁本土气质、中国气派。就西方阐释学而言，从方法论到认识论、再到存在论、最后回归方法论，被认为大体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其间经历了包括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阐释学到认识论阐释学转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从认识论阐释学到存在论阐释学转向、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从存在论阐释学到方法论阐释学转向在内的三次转向。[2]毋庸讳言，对中国阐释学进行更加从容的历史回顾尚有待进一步展开，但十年前“强制阐释”命题提出伊始，就已然标识出中国阐释学当代思考的强烈问题意识、鲜明本土气质、坚定批判立场，而关于阐释学方法论、认识论、存在论的讨论则贯穿始终。随着《公共阐释论》的发表，初步回顾中国阐释学十年行程，反思其方法论，深思诸方面努力，抽绎总结其当代建构的本土性中国性，当非无根游谈，或如张江所言，“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3]，而方法论问题被列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 一、本体论抑或方法论 对于中国当代阐释学建构的回顾，有必要越过这十年、乃至越过新世纪二十年而延伸至新时期。事实上，公共阐释论当代思考尽管肇始于新世纪，但其致思逻辑则可追溯至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建构，这里将反思边界延伸至新时期，则是指向20世纪80年代所谓“方法论年”。将1983年、1984年称为文学研究“观念论年”“方法论年”，回溯来看似乎多少显得有些小题大做，尤其是那种颇为自信地将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内的研究方法径直挪用至文学研究领域，尽管在当时推出诸多颇具突破性研究成果，但终归难免削足适履之嫌。然而这一“后见”却无疑是割裂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抽空了彼时彼地的具体性而难免超拔于理论抽象之中。文学研究方法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时过境迁，如若从强制阐释论问题域的开启来看公共阐释论思想视域的当下拓展，四十年前的学术努力中未必不是早已播下批判性重思的种子，具体到西方现代阐释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则可以用本体论阐释学与方法论阐释学案例稍作讨论。 在当代本土学界关于西方阐释学理论知识图谱中，存在一幅由主要西方古典语文学、古典阐释学、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传统阐释学、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构成的西方阐释学知识地图，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在这幅阐释学地图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从历时性角度看，阐释学地图中又蜿蜒着一条西方古典语文学、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本体论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对于青年学子而言，本体论阐释学可谓耳熟能详。然而，上述西方阐释学基本知识地图中，却存在着忽视方法论阐释学的知识论盲区，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浓重阴影下，贝蒂为代表的方法论阐释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单从本土学界对于伽达默尔与贝蒂阐释学的接受来看，1963年《哲学译丛》中就出现了伽达默尔的名字，迟至20世纪90年代，以洪汉鼎《真理与方法》全译本与夏镇平、宋建平合译《哲学解释学》为代表，标志着本体论阐释学真正研究的开始。而贝蒂进入本土学界视野，则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余英时1981年的文章《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以及张汝伦出版于1987年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始有论及，至新世纪初，洪汉鼎先生《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一书探讨了贝蒂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论争，方法论阐释学和本体论阐释学被归结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阐释学立场。相对而言，在本土接受与研究中方法论阐释学相较于本体论阐释学明显处于边缘弱势位置。然而，就阐释学理论创造与知识生产而言，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却是早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一般认为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与伽达默尔本体论阐释学都建构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贝蒂《解释的一般理论》出版于1955年，而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则迟至1960年。[4]依朱立元先生之见，当代中国文论对于西方阐释学资源的译介与接受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在狄尔泰传统阐释学之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哲学本体论阐释相较于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的方法论的诠释学”，前者更显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占有强势地位，而后者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西方学术历史状况与基本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文论偏重于接受前者而忽视后者的理论格局”[5]。而进一步琢磨则可以发现，本土接受与选择中的主体性、主动性无疑也是造成上述格局的重要因素，这种主体性、主动性深深扎根于20世纪后30年社会文化土壤与具体情势之中。比如，钱中文先生在新世纪之交就明确判断中西文论发展存在“三个错位”[6]，而高建平先生则在回顾70年文论建设时提出当代本土文论建设中贯穿性的理论资源层次性问题以及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循环问题。[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