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23)01-0001-09 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运动，它在左联的组织与推动下发展，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文学与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核心主张是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要适应大众的水平，要向着大众的方向发展。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要由无产阶级领导，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根红线。文艺要适应大众的水平，要向着大众的方向发展，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要求。1927年之后，中国革命的动力与主体力量已由工农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转为工农，但当时的中国文艺与工农大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能满足工农大众的文艺需要；另外，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思想也需要通过文艺作品传达给并影响到工农大众。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确存在一个与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与文艺素养相适应、向着工农大众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文学语言观，其中，瞿秋白的语言观最有代表性，值得我们重视。 一、瞿秋白的文学语言观 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文艺活动，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左联”主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有其明显的印迹。瞿秋白在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写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主要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文学语言问题是这些文章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瞿秋白的文学语言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在大众文艺中的地位问题。瞿秋白认为，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他引用列宁的话，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为“几百万几千万劳动者去服务的，这些劳动者才是国家的精华、力量和将来呢”[1]461，并指出“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1]461。但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文艺必须适应民众的水平。当时有种观点认为，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水平，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瞿秋白认为，“这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2]16。一方面，在工农大众已经成为革命的动力与主体的情况下，文艺只能走大众化之路，为大众服务；另一方面，文艺大众化也是无产阶级与反动阶级争取群众、争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手段。瞿秋白认为，由于各种原因，群众喜欢大众化的文艺，而“反动的大众文艺就利用这一点，而更加根深蒂固的盘据在劳动民众的文艺生活里面。革命文艺如果没有战胜它这种优点的工具，那就是奉送群众给它”[2]16。要战胜反动的大众文艺，取得文艺领域的领导权，革命文艺必须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的要素之一是语言。语言是民众欣赏、把握文学的唯一途径，语言如果不能为民众所把握，民众也就不能把握由这种语言构建的文学。瞿秋白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认为“文艺作品的形式，以及它所用的言语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两句就可以懂得的话，如果你说的不是人话，不是中国话，那么，大众怎么懂得呢?”[3]5民众无法把握某种语言，自然也就无法把握用这种语言建构的文学作品以及所做的相关宣传。因此，文艺大众化的前提是语言的大众化，只有运用民众熟悉的语言，文艺大众化才可能成功。语言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并不局限于文艺领域，也涉及到文化领域，因为语言是一切文学行为的基础，也是一切文化行为的基础；因为“文艺作品对于群众的作用，不单是艺术上的‘感动的力量’，而且更广泛的是给群众一种学习文字的模范”[4]50。文学作品还承担着帮助工农大众学习语言的重任，工农大众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逐渐学习、把握语言，进而掌握各种文化知识，掌握人类的精神产品。如果文学作品的语言本身存在问题，就会误导工农大众，教给他们错误的语言。从这个角度看，语言也是文艺大众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其二，大众文艺的语言问题。文艺大众化既然是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是30年代中国文艺最重要的问题，那么，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建构大众文艺就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大众文艺用什么语言去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2]15。他对当时通行的文学语言是不满意的，并指出：“现在中国文字的情形是：同时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电报等等)；(二)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四)是旧小说式的白话。”[2]15第一和第二种文字自然不是文艺大众化的合适语言，第三和第四种文字也不行。 在瞿秋白看来，“五四”白话文有三个无法克服的缺陷：第一，它实际上是一种新文言，“这种新文言(现在的新文艺大半是用的这种新文言)，仍旧是和活人口头上的白话不相同的，读出来是懂不得的”[5]27。“新文言的杜撰许多新的字眼，抄袭欧洲日本的文法，仅仅只根据于书本上的文言文法的习惯，甚至于违反中国文法的一切习惯。”[2]17工农大众很难把握。第二，它具有浓重的欧化色彩，句式、语法、词汇都有着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的痕迹。第三，它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瞿秋白认为，五四白话文由于其与工农大众的口语有着很远的距离，“这样，这种文字的本身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4]47，是为那些欧化了的绅士服务的，而这些人对这种新文言是支持的，因为“他们正可以借此继续垄断着文学，把几万万群众仍旧和文化生活隔离起来。这可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的特权”[5]27。由于这些缺陷，五四白话文无法成为文艺大众化的语言。
